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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话对抗国语（第11页）

国语定义的修改：“于本国现代普用的主要语言中，选择一种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方言为标准国语，其文字的读音须标准化。

在我国就是北平语及其‘音系’（叫做‘国音’）。”

这固然和1932年教育部正式公布北平音为国音标准有关，但也未必不是有意针对左翼文化人对国语的批判而发。

与此相应，国语的“最狭义”

也改为“注音符号”

和“注音国字”

。

此外，第三层含义改为“较广义”

，基本与“不广不狭义”

类似，而删去了拼音文字的内容（这又与国民政府反对汉字拼音化的态度一致）。

最后，黎氏指出：这五个层次的“国语”

有其不同的适用范围，在小学教育中应取第四义，在社会教育中取第一义。

[88]与1931年的定义相比，这个表述更官方。

显然，在此定义中，“最广义”

的国语“领土”

已远远超出了胡以鲁的认可，覆盖了整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

。

这一方面再次凸显了国语运动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黎氏对少数民族语文权利的肯定——虽然他认为应将此局限在“社会教育”

领域，但“有”

和“没有”

，毕竟完全不同。

同时，汉语中的各种方言也都在国语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五层定义法表明，黎锦熙似乎希望通过兼容并蓄又可伸可缩的方式，满足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不同人群对“国语”

的要求。

这只需对照一下吕叔湘在1944年对“国语”

所下的那个三层定义，即可看出（吕氏所言基本不包括黎氏所说的第一层含义）。

无论其是否成功，都无疑在充分反映官方态度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吸收了包括左翼运动在内的各种语文主张的诉求（唯黎氏此说也具有相当的“自主性”

，绝不能简单视之为在左翼文化人的批判下所做的被动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