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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话的胜出（第1页）

三、“普通话”

的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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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49年的政权鼎革，“国语”

一词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忙于解决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语言文字问题并未被提上桌面，“国语”

一名仍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

1949年8月，黎锦熙在北平“中国文字改革协进会”

上发言，提出应首先把汉字改革运动放在“解放以来”

所面临的“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实际建设问题”

中思考。

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文字改革是属于国语的；是不变更本国民族的语言，而但改革这种表达本国语言之传统的文字符号”

，因为“国语是民族的，它正在独立的发展；但汉字却是封建的，它阻碍文化的前进”

。

这里他特别强调，“现在又有一般人对于国语发生了误解，把国语这个名词的界说，限制在过去‘国语统一’这种偏向的范围”

。

然而，“‘国语’这个名词，正和国旗、国徽、国歌一样，内容可变而名称是不变的”

。

[89]显然，曾经和左翼人士打过笔仗的黎锦熙审时度势，想靠修改国语的“内容”

来延续国语这一名称，但看其具体论述，其实仍是延续了前一年确立下来的五层次说；甚至将语言和文字区别开来，指责后者阻碍了前者的进步，也仍是三十年前的旧说（参看第五章）。

至于其宣传的文字改革，此时则确实已转向了拉丁化新文字（参看第八章）。

但经历过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论战的人们，私下里对于“国语”

二字是否仍旧可以使用，颇感犹豫。

1952年，王均（1922—2006）在一篇文章中说，“也许有人不喜欢‘国语’这个名词，因为它曾是国民党嚷嚷了二十多年而未见成效的‘政策’之一”

，但他自己是喜欢的。

他辩解道，我们反对的只是强迫人民放弃方言和自己民族语言的“反动政策”

，“而不是反对语言的统一”

。

因此，“国语”

这个词还是可以用的。

[90]1953年，俞敏提出：标准语问题“目前虽然没有公开讨论，可是在写文章的时候、教书的时候、讨论语文问题的时候，人们也老把这个概念给夹带进去：有人管它叫‘标准音’，有人管它叫‘普通话’，等到一举例的时候，还是举那老国语——北京话。

既然大伙儿可以偷偷的谈，为什么不索性公开提出来一块儿研究研究呢？说真的，现在咱不光需要标准音，并且需要一种经政府明令推行全民公认的标准语”

[91]。

显然，左翼文化人对国语的批判，仍是人们记忆犹新的掌故；在官方未正式表态之前，一些敏感的人士对于“老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