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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话的胜出（第2页）

是否可以沿用，实有疑虑。

事实上，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对标准语问题的讨论已经展开，占主流的是两大意见，一是采用北京话，一是采用“普通话”

。

[92]后者显然受到“大众语”

和“拉丁化”

讨论的影响。

有人指出：“普通话”

就是“在大都市的码头上、公共机关企业中、大学校里、解放军部队里、全国或大行政区和省级的各种会议中演讲或者交谈用的语言”

。

[93]从表述上看，这一观点很明显是在瞿秋白、鲁迅论点的基础上增益而成的。

俞敏则反对采用普通话，他甚至认为这个概念“根本就是唯心论的产物，正跟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教育学者们提出来的‘正常人’一样，是不合科学的”

，盖各地人所说“普通话”

都不同，“简直一个人一个样儿，究竟拿哪一种作标准呢？”

相反，北京话则有标准可循——这说法其实颇像当年的张士一（参看第七章）。

俞敏当然知道“老国语”

就是因此受到批判的，故赶紧声明：“现在谈国语，先得把早先那个认为推行国语是用某地方的语言，征服别地方的语言的谬见打消。”

[94]显然，不论持哪一种主张，当年的左翼语文运动都起到了一定的指示作用，使论者有意识地避开一些理论暗礁。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这次讨论更直接承袭了左翼语文运动的论点。

如前所述，当年的讨论就受到苏联民族文化政策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苏化”

之风更烈，斯大林关于民族和语言的理论都被视为经典。

一位苏联学者转述斯大林的观点，认为“语言的**”

最终会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胜利的民族终于使被征服的民族屈服，同化政策贯彻到底，被征服的民族语言完全从地面上消失。

另一种是被征服民族能够摆脱同化者的压迫，恢复自由，因此，自然也就摒弃了征服者的语言”

。

在无产阶级政权中，“民族压迫将被最后消灭”

，这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及民族语言发展的繁荣阶段”

。

[95]在这种风向下，对于大汉族主义的批判成为讨论中的一个主旋律。

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如果没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则“各民族一律平等”

的许诺“便成了空洞的条文”

。

[96]事实上，后来官方之所以采用“普通话”

这一说法，主要的考虑就是民族平等这一因素。

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一直有人主张，应将“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