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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话对抗国语（第9页）

字已经“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

容纳在其中了，这就是强迫非汉族人民也来使用“国语”

，而排除了应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权利。

总之，左翼文化人“并不反对统一的民族语，所反对的是侵略主义的国语”

。

[81]

如果按照胡以鲁对“国语”

下的定义，这番话显然把政治上的“国”

和“国语”

之“国”

混作一谈了。

但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国语”

本来就具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是从“国家”

“国民”

的概念中延伸出来的。

这一点，已经被沈兼士、周作人等人意识到。

其实，胡以鲁刻意区分这两个“国”

，也提示出他已多少意识到此与“五族共和”

理念之间的裂缝。

因此，他的话只能理解为弥缝这个断裂的努力。

然而，这个举动并不成功。

20世纪40年代晚期，施効人以大致相似的语调讨论到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国语是什么？这个答案是很困难的。

所谓国语的‘国’字，每差不多与国家的‘国’字范围相一致的，蒙、回、藏、苗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政治单位，而他们的语文却属于独立的系统，这是很明显的例子；那么所谓国语，多少总带有一些人为的性质。”

[82]在统一国家中，维护人民之间的平等是一重要问题。

从语言统一的目标被提出开始，各种政治性的争论就从未停止，南北的地域平等、官民的阶级平等都成为辩论的核心（参看第七章）。

左翼文化人从民族关系角度对“普通话”

意义的论述，不过是将这些争论中的原则进一步扩展到了民族领域而已。

但这种扩展也不能仅仅被视为平等意识的“自然”

推进，而是和左翼人士全面检讨各种类型的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兴趣密不可分的。

因此，整体来看，他们在民族平等方面的探讨虽远不如对阶级平等的关注多，但其意义绝不可小视。

实际上，国民政府方面也已经注意到类似的问题。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西南，社会动员压力明显增大，国民政府对民族语文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为此，官方一边大力推动对少数民族语文的调查研究，一边致力于强化边疆地区的国语教育。

在左翼人士看来，这可能恰好证明官方政策具有“强迫性”

，但国民政府确实也有意在语文政策方面加重民族平等的分量。

1939年1月，教育部曾建议“仿‘华文’、‘华侨’之词例”

，不再称汉字为“国字”

，而改称“华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