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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话对抗国语（第8页）

，但“世界文化的创造，必须在各民族得平等自由发展其民族个性、民族文化以后，从各个自由发展的民族文化，混合结晶方能产出世界文化。

目前世界的许多的小民族还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无从独特发展其民族文化”

，因此应“尽力扶植各弱小民族文化、语文、艺术的发展”

。

[75]

当时的国人实际上并没有几个真正对苏联有所了解，斯大林高喊民族平等的口号，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76]社会学家陈达（1892—1975）在1935年考察苏联之后，声称给他特别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是，政府“鼓励”

各民族使用“自己的文字或方言”

。

[77]有人甚至声称：“列宁的民族政策是永远反对国语的。”

因为，“叫各民族用一种语言讲话，不准他们讲土白——这是侵略的爱国主义者的政策，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所实使着的（原文如此——笔者注）”

。

[78]显然，瞿秋白批判“国语”

是统治民族“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

，就是根据这些观点而来的。

[79]

胡绳并不同意中国存在着“普通话”

的观点。

他认为普通话的拥护者们提出的许多证据“只能证明口头上的民族语的形成的可能”

，且最多只是“有了一点基础的定型”

，然而“也决不是‘最精确的，最容量的，音响最好的言语’”

。

不过，对于批判国语，他倒是赞同的：“倘然我们不承认国语运动家底拿一个地方的方言强制的认作全国的国语这样的做法，那么还包括了汉、满、蒙、回、藏、苗、猺许多民族的这样大的国家中间，国语的建立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多，我们只能承认，在汉族中间是需要一种统一的民族语的。”

[80]

国语运动者当然不接受左翼文化人对国语的批判。

曾独醒强调：“中国国语运动之目标乃在汉族本身，决无强迫蒙、回、藏、苗各族放弃他们固有的语言之企图。”

对此，一位活跃的左翼人士批评道，曾氏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国语的本质”

实际就“是一个国家内某一支配民族强迫其他少数民族使用、而企图消灭其他民族语的语言，所以它有着浓厚的侵略主义的气息”

。

从产生与发展条件看，资本主义的国语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连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在反抗“封建”

统治的过程中，为了推销商品，夺取政权，“必然采取国语这一语言的武器”

。

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国语亦必然成为侵略殖民地的工具。

中国的国语运动，也是为这同一社会层所支持的，所以在本质上和前者是相同的，只是因其本身的无力，所以至今未能完成这一企图而已”

。

就实际看，国语运动的目标绝不是仅为汉族存在的“民族语”

，“国语”

中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