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普通话的胜出（第4页）

1955年，在一篇总结汉语“分化”

与“统一”

过程的文章中，他以夹注方式否定了“国语”

的语义合理性：“《国语》在上古是一部书名，意思是‘列国的故事’；中古倒成了统治者的‘外国语’的高贵称呼。

……但是中国从来不把汉语叫做‘国语’的。”

不过这并非因为汉人“谦虚”

，只是“统治阶级放弃口头语”

，而只顾了“抓紧书面语（汉字），一直在宣扬‘天下同文一统’”

的缘故。

“‘国语’到清末才是指着汉语的标准语说的，其实也就是套用日本造的汉字名词，又幸亏当时清代的民族语叫‘国书’不叫‘国语’，所以不相冲突，勿庸避免。”

[99]抛开最后这句明显的错误不谈，黎氏急于同“昨日之我”

划清界限的心态跃然纸上。

但这次讨论也不能看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语文运动的再版。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此次讨论甚至有“倒退”

嫌疑。

首先，“标准语”

的概念重新被启用。

王力提出：“没有人怀疑标准语的必要性。”

他还把标准语和“民族共同语”

做了区分，强调前者是“加了工和规范化了的民族共同语”

。

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普通话”

和“标准语”

是“互相排斥的两个概念”

：“我们提倡标准语，就不可能同时提倡以方言融合为定义的普通话。”

其次，北京话再次被提名作为语言标准。

王力认为：“汉族标准语应该拿北京话做基础。”

[100]周祖谟（1914—1995）也说，“普通话不指明地域是不对的”

，因为这“很容易被人误会为南腔北调的普通话”

，而标准语是有“规范性”

的：“我们说要以首都语做标准语，就是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以首都为准则，因为它有一定的规范可以遵守。”

[101]鲍明炜（1919—2007）则强调：“汉民族共通语的语言集中的目标是北京话，这个趋向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是我们的意志所能决定的。”

[102]最后，瞿秋白给“普通话”

下的那个“无产阶级”

化的定义，已无人提及——这里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文的发表。

此前，在苏联学术界占权威地位的马尔的观点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