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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话的胜出（第6页）

尤其受到当年左翼人士的反对。

这种修正，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斯大林的语言理论都有关系。

就后一因素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到，左翼文化人那种通过方言自然融合形成共通语的主张就来自马尔，而这正是50年代以后的斯大林语言理论所反对的。

[111]

虽然如此，官方仍选择了“普通话”

，而废弃了“国语”

概念，显然主要出于象征性的考虑，也就是要体现出对三四十年代左翼语文运动的继承。

有意思的是，在官方表述中，普通话的历史同样被追溯到官话。

张奚若说：“明、清两代，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随着政治的力量和白话文学的力量传播到各地，几百年来这种‘官话’在人民中立下根基，逐渐形成现代全国人民所公认的‘普通话’。”

“官话”

前的定语，和加在“普通话”

前的定语完全相同，“普通话”

因此成为“官话”

的正宗嫡传。

同时，他也指出：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语运动”

虽“在汉语规范化的进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成就终究不大”

。

[112]《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说：明清以来，“官话”

成为“方言区之间的交际工具”

；20世纪“接二连三”

的语文运动，如“国语运动”

、白话文运动、“注音字母”

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反映了汉民族共同语以书面语和口语的统一形式在加速形成的事实，‘普通话’这名称逐渐代替了‘官话’，也正是由这种事实决定的”

。

[113]他们都在强调普通话的历史依据，但也都直接把“普通话”

与“官话”

连接起来，几乎完全无视“国语”

的存在（即使提到，也是使用加引号的“国语运动”

）。

因此，普通话虽与国语实际非常近似，但作为一个被刻意选择的名相，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认同，也代表了与“他者”

做出区分的努力：形式背后有实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