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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11页）

本国文字，谓之国文；本国语言，谓之国语，都是近年发生的新名词。”

（黎锦熙：《国语学讲义》，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虽然根据的是同样的史事，但1919年的文章显然并没有否认“国语”

合理性的意思。

[100]王力：《论汉族标准语》，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6期，13～14页。

[101]周祖谟：《根据斯大林的学说论汉语标准语和方言问题》，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6期，21页。

[102]鲍明炜：《略论汉族共通语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语文》1955年第6期，5页。

[103]陈原曾说，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左翼语文工作者奉马尔的语言学理论为“神明”

，“都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必定有阶级性”

。

但他们大多没有读过马尔的原著，而是通过一些二手评介了解马尔的理论的。

参见柳凤运、陈原：《对话录：走过的路》，35、37页。

[104]马叙伦回顾道，马尔的学说在20世纪30年代被传入中国，“正好碰上‘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提倡时期，这样就立即为一部分语文工作者应用到文字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

。

（马叙伦：《学习斯大林的语言学说》，载《中国语文》1953年第6期，3页。

）

[105]B.B.维诺格拉多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彭楚南译，载《中国语文》1955年第6期，32页。

实际上，斯大林最初是马尔学说的赞赏者，也正是在他的庇护下，马尔才成为苏联语言学界的权威，但后来斯大林又成为其批判者。

关于这一段公案，参见罗伊·麦德维杰夫（RoyMedvedev）：《斯大林与语言学——苏联学术史的一个片段》，刘显忠编译，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1期，75～81页。

更详细的描述，参见M.B.戈尔巴涅夫斯基（M.B.Gorbanevscj）：《世初有道：揭开前苏联尘封50年的往事》，杜桂枝、杨秀杰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

[106]王力：《论汉族标准语》，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6期，13页。

[107]《中国语文》编辑部：《学习〈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问题解答（一）》，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6期，19页。

[108]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语言学界长期受到斯大林学说的影响，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傅懋勣于1984年发表的《论十一到十四世纪英国的双语制和诺曼贵族所说的法语是不是阶级语言的问题》（见《傅懋勣先生民族语文论集》，428～441页）。

[109]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载《中国语文》1955年第12期，9～10、13页。

[110]《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载《中国语文》1956年第1期，6页。

[111]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288～289页。

[112]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载《中国语文》1955年第12期，9～10页。

[113]《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载《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第1版。

[114]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静庵文集》，116～11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