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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第2页）

身处同胞之中，却因语言不通而沦为异类（“古怪东西”

）。

无疑，萧乾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国家、国语与国民的三位一体：“如果国家要走向统一，住在这海棠叶上的各地同胞就必须有共同的语言。”

[2]

为了描述这种经历，书中大量使用了身体残疾的比喻，除了“聋子”

和“哑巴”

，还有“瞎子”

：“没渡过长江时，我一直认为中国瞎子太多了——就是说，文盲太多了。

如今，我才知道还有哑巴呢！”

对于这样一些表述，我们当然不会陌生。

早在清末，“瞽人”

“哑人”

的比喻已被启用（参看第一章），而1926年国语运动大会的纪念歌更是放声高唱：“瞎子的眼睛光明了，聋子的耳朵也不再聋。”

[3]萧乾使用的语汇显然就来自这个隐喻传统。

这三个词汇的寓意当然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而它们也正好覆盖了国语运动两个最基本的目标：普及文字，统一语言。

在这套话语中，国语运动成为一种社会治疗的手段，其目的是使一个人恢复“同类的生活”

——因为只有在“同类的生活”

中，他才是健全的。

[4]

经过主人公的提倡，一批“低班的学生”

发起了一个提倡国语的组织“天籁团”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是一个用赤子之心组成的团体”

。

与之相对的，则是一批代表了地方意识的学生：

另外一个学生告诉我那张天籁团启事贴出去后，有些同学暗地里说起闲话，认为那句“竖起国语统一的纛旗，铲除方言的障碍”

，是对本乡人一种明目张胆的侮辱。

有人主张另外发一个“方言应铲除，广东话须拥护”

的宣言，反对天籁团，反对我们的国语运动。

后来这宣言没出成，但我们那张启事却被戳了好几个窟窿。

在国语的宣传者一方，“方言”

无疑是地方观念的体现，而后者在那时又常被视作“封建意识”

的表征（参看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