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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语运动与民族国家 对外和对内（第1页）

一、国语运动与民族国家：对外和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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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格局的产物。

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遗世而独立”

，所有国家都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存在的，大家互为“他者”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发现，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和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由通双语的年轻人领导的”

[8]，正可从此一角度获得诠解。

把握这一点，对我们理解20世纪的中国史尤为重要：促使它从一个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基本动力，就来自列强侵略；这一初始事实对其性格影响深远，震**至今未绝。

作为整个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一部分，国语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亦与之同条共贯，别无异途。

因此，我们的讨论不妨从外部因素开始。

首先应该注意到，语文改革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近代的日本、韩国、越南、土耳其、苏联、德国都曾有过类似举措；而许多国家开始注意到本国语文，亦都离不开外来启发，比如，19世纪英国人对英语语法的兴趣，就从德国的类似行为中汲取了灵感。

[9]在中国，外部因素对语言民族主义的型塑作用更是历历可辨：尽管萧乾在小说中把国语和教会对立起来，但国语运动的最初提倡者其实就是西人和教会。

此外，日本、苏联、土耳其也都多多少少为中国的语文改革提供了榜样和动力——当然，其影响未必都是正面的。

陈原（1918—2004）晚年对此曾有一段沉痛反省：“过去在搞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我们只看见改革的结果，没有去探究改革成功的原因，尤其没有注意到社会因素。

……现在我才明白土耳其文字改革成功的奥秘。

如果60年前就明白了这些，该多好。”

[10]这一教训当然不是中国字拉丁化运动所独具。

事实上，语文改革运动当年所做的种种设想，在今日看来，只有一部分化为现实；有些几经挣扎，仍难以被人接受；有些更有如过眼云烟，早已不复为人齿及。

或成或败，道理确实要从“社会因素”

中找。

不过，现代中国人如此急于效仿成功先例，并非无因。

有学者认为，产生于18、19世纪西欧各国的民族主义是“合法性危机”

的反应，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旧体制的瓦解和新政治秩序的产生。

[11]虽然具体情形有很大差异，但这一看法无疑也适用于中国。

对中国人来说不同的是，所谓“合法性危机”

特别体现在应对列强的屡次失败中。

到了19世纪晚期，尤其是甲午一役之后，这些败绩在忧心国事的人们那里激起了难以抑制的救亡热情，鼓动了民族主义的迅速产生与成长，也导致他们对整个传统或至少也是其中的某些部分提出彻底批判，倡导一系列以“列强”

为模型的改革，国语运动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晚清以来对于中国面临危机的诸种检讨中，有一种曾颇为流行，今日却似乎少人关注。

这个看法认为，中国危机（无论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的实质乃是“沟通危机”

：信息交流渠道的严重障碍，导致上下无法情通，整个共同体遂陷入痿痹不仁，无法使臂使指，成为一个行动的整体。

康有为1888年就曾警告光绪皇帝（1871—1908）说：“今上下否塞极矣，譬患咽喉，饮食不下导，气血不上达，则身命可危。

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

[12]甲午年（1894）以后，“通”

这个字眼更成新学家笔下的常用词，只要看看谭嗣同的《仁学》，就可以获得一个大体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