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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语运动与民族国家 对外和对内（第2页）

造成沟通障碍的原因众多，除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外，语言、文字也被认为是主要责任源之一。

马体乾的一段话精练地传达了不少人在这方面的共识：“我国之大，病在不通。

智愚不通，贫富不通，朝野不通，北南不通，古今不通，各省不通。

究其极，概以文字不通、语言不通二者为诸不通之源。”

他为此呼吁改革语言文字，以“通此诸不通之通弊”

。

[13]从这段绕口令般的话中，我们不难体会时人面对时局压力的紧张感，以及因为自信掌握了核心真理而急于一揽子解决困局的大气魄。

这种心态贯穿了整个国语运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份文件指出：国语运动是“国难”

的产物，“推行国语教育”

就是“挽救国难最基本而迫切之工作”

。

[14]这份文件没有马体乾说得那么峻厉，但两者认知的方向是一致的。

在此思路下，语文改革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由于重文传统的影响，在语言和文字之中，最早引起中国人重视的是文字改革。

不过，进入20世纪后，随着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国语也作为民族身份界定与认同的重要标识被正式提出。

导言部分已经提到，西方对语言和民族的关系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一派认为二者具有高度的重合，另一派则认为它们并无必然的亲缘关系。

中国同样存在这两种主张，而且也像西方一样，以第一派主张为主。

[15]1900年，麦孟华（1875—1915）提出，国家成立的条件包括领土、风俗、语言、人民。

[16]三年之后，一篇倾向于革命的文章也说，中国建设民族主义极具优势，因其“种类”

相同，“习俗”

相近，“语言虽南北稍别而操同一之语者有三亿人以上，且文学一致足补其缺”

。

[17]1905年，汪精卫（1883—1944）列出“民族”

成立的六个条件，第二即“同语言文字”

。

[18]梁启超更引用“德国人种学大家麦士苗拉”

（即麦克斯·缪勒）的名言“血浓于水，语浓于血”

，而断言“以皮肤骨骼辨人种，不如以言语辨人种”

。

[19]

麦孟华、汪精卫所说的“民族”

，基本都是指汉族而言。

但中国并非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

梁启超即在前引文中推断：根据中国的语言分布情况可以推知，“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

他这里揭出的“中华民族”

这个概念，显然是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理论困境的产物。

“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