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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语运动与民族国家 对外和对内（第3页）

的标准定义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但对中国这样一个“混合”

而成的国族来说，严格遵循这个定义，势必导致国家分裂。

“中华民族”

的概念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国家”

是“中国”

，“一个民族”

就是“中华民族”

。

不过，“中华民族”

的产生过程和民族国家的理论假设恰好相反：不是先有“一个民族”

，再有“一个国家”

；而是先有“一个国家”

，才有“一个国族”

。

这一点证实了布罗伊尔的论断：“‘民族’是国家的产物”

，而非相反。

[20]

当然，仅有“中华民族”

四个字，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如果语言是民族（国族）的区分标志的话，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之复杂，适足成为国族建构的障碍。

[21]1928年，张之江（1882—1969）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欧美各国，无论“以单纯民族而成为一国者”

，抑或“以数种民族而合为一国者”

，皆会谋求语言一致。

“我国号称五族共和，所恃以通情款谋联络者，除政教礼俗而外，国人亦颇知注重国语统一”

，然而效果不彰，必须强化。

[22]1930年，《东方杂志》上一篇介绍比利时国内的“语言战争”

的文章指出：

一个国家的存在不在乎她的人民有面包吃，有酒饮，有空气呼吸，就算了事；并且还需要有土地、风俗、语言、宗教、政治的统一，及组成这个国家的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有共同的利益以资维系。

背此原则而存在的国家总不免有萧墙之祸，内顾之忧，或者到底不免于崩溃。

文章作者宣称，他欲借此文“以警醒国人，俾知日本在蒙满培植教育及传播日语，实足破坏我国的统一”

。

[23]他这里提到组成国家的“几个民族”

，当然特别有针对“蒙满”

的意思。

因此，无论在狭义的“民族”

还是在广义的“民族”

即“国族”

概念中，语言都被视为核心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