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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语运动与民族国家 对外和对内（第5页）

，引为深耻。

[25]语言纷歧被等同于国家分裂，“无国语”

仿佛是“无主权”

的另一种表述，文章作者的焦虑跃然纸面。

与之相对，国语也被当作将全体国民的心灵绾结在一起的桥梁，通过它，一种“我们”

的感受才得以形成并传扬开去。

在民族主义中，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生活共同体，也是一个心灵和情感的共同体。

柄谷行人提出，“民族”

的形成主要“基于感情这一维度”

，它“与家庭和部族共同体中的爱不同，毋宁说是在脱离了此种关系的人们中间产生的新的连带感情”

。

它“植根于和商品经济不同类型的交换”

之上。

柄谷甚至据此断言：“所谓民族，正是因商品交换经济而被解体的共同体在‘想象上’的恢复。”

[26]民族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可能要比柄谷行人所言复杂得多，不过，他把“民族”

放在“感情”

和“交换”

这样一些概念网络中思考，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国语运动助益匪浅。

在中国，国语问题更是从一开始就被放在国民情感和交流脉络中来诠说的（参看第三章）。

一方面，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的运作远远超出“家庭和部族共同体”

的规模，囿于一隅的方言当然无法满足其需要；另一方面，对于个人来说，民族国家的建设同时又是身份的再造：“国民”

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个身份概念，它要求人们从血缘、地缘之类的“原生性关联”

中抽身而出，再重新组合成为一个以“国家”

为核心的认同系统，而国语就是为了这个层次的需要而产生的一套交流工具。

问题是，原生性关联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进入了这种网络中；国家认同则是后天的、抽象的，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力”

的存在。

从语言上说，方言是为“原生性关联”

服务的，而它本身也属于“原生性关联”

的一部分；“国语”

则必须通过高度社会化并常常由国家主导的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习得，它更多地代表了后天的次生认同。

因此，与其说国语强化了早已存在的国民情感，毋宁说它帮助“创造”

了这种情感（“创造”

不意味着“无中生有”

）。

罗家伦（1897—1969）曾言：由“国语的文学”

形成“文学的国语”

，就可以“使全民的思想意识都能自由的交流，而巩固中华民族的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