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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语运动与民族国家 对外和对内（第6页）

[27]这说得很清楚：国族的“团结”

是“自由交流”

的结果。

若连自由交流的工具都没有，这“团结”

又从何谈起？

除了“感情”

因素外，民族国家建设更伴随着整个政治体制的革新，这也是国语运动的动力来源之一。

从行政管理角度看，传统社会中，官员需要回避本籍，而官话通行范围有限，官民之间语言不通，遂生出诸多麻烦。

陶澍（1779—1839）就抱怨过：委员下乡办赈，或“不知道路，或不谙土语，多借随行书役，而书役每多与乡保勾结，互滋朦混”

[28]。

唯彼时官民接触不多，普通民众既无参政意愿，亦无参政可能，由此造成的政治问题并不算严重。

晚清以降，中国的政治理论、实践、制度、规模次第更新，官民之间、官官之间、民民之间的关系被重新调整，自然也对语言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国语宣传文献中，议员、军士、警察这一类“公人”

被点名最多[29]，最好地提示了政治制度变革与国语运动之间的联动关系。

吉登斯指出，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

[30]。

这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也是权力的再分配过程。

从这个角度理解“国家统一”

，它就不再是一个稳固的指标，而随时、地、人等因素不断改易。

在第九章，我试图通过国语运动的视角，清理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两种“统一”

观念：第一种“统一”

是疏松的，尽管存在一个“中心”

，但中心与边缘距离并不遥远，不是一种压倒性的统治关系，而是一个“一”

“多”

并在的连续性的多元共同体，其间可以容纳更多的异质性；第二种“统一”

是刚性的，中心和边缘区分鲜明，内部同质化程度较高。

一般说来，民族国家似乎更倾向于第二种意义的统一，不过，至少从本书的论题来看，第一种“统一”

观念在现代中国并非一种微不足道的力量，值得深究。

国家统一只是民族国家建设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国民对政治生活的深度参与。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读书人群体对朝廷的失望，救国的希望遂转向下层社会。

同时，主权在民观念被引入中国，也导致“国民”

在社会舆论中地位提升，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权力主体。

可是，大力宣传国民思想的人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并不让人乐观的事实：民众的实际作为与“国民”

应有的表现之间的差距不小，而这又使得原本存在的沟通危机进一步加剧。

怎样使多数民众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国民”

，自觉担起国民责任，并且具备践行国民责任的基本能力，就成为一个难题。

这样，清季切音字运动和民国时期的各种文字改革（包括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和中国字拉丁化）、文体改革（白话文、大众语等）运动也就应运而生。

这几个运动都以“言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