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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与语言 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第2页）

作为“汉字文化圈”

中的主要国家，二者近代的语文改革运动彼此牵维，面临着不少共同课题，但差别也很明显，甚或触及文化本根。

王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坚信中日“同文同种”

，日人却并无此念。

这种一厢情愿的误解，正是造成后来悲剧的一大根源。

[98]实际上，日本也从未放弃过文化独立的自觉。

自汉字传入开始，日本一直有人试图发掘其本土古老的“言灵”

观念，将之锻炼成为与“汉文”

抗衡的工具。

到了近代，“言灵”

论遂进一步成为批判汉字、宣扬“国语”

的依据。

[99]换言之，对日人来说，其民族文化身份主要是通过“言”

而非“文”

界定的：这与中国人的“同文”

想象正是胡越相背，南辕北辙。

不过，国语运动带来的一个基本冲击，就是提升“声音”

和“语言”

的地位，以此为标准重塑中国文化。

在某种意义上，这与日本的信仰不无关联。

但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重文”

倾向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国语运动：它由切音“字”

运动拉开序幕，毫不足奇；问题是，这个重文的倾向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1930年发布的一道训令就说，“本部为厉行国语，以期语言统一起见，从前曾经令饬小学不准用文言教科书，初中入学考试不考文言文，初中教科书多用语体文，师范学校注重标准国语……真不止‘三令五申’了”

，然而都“注重在文字方面”

，对于真正的口头状况关注不多。

[100]

事实上，“国语”

一词真正在学校教育中产生大规模影响，就是以“白话文”

的身份出现的；就人们生活的实际情形而论，白话文的力量也远远超过语言统一。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全国，将国民学校“国文”

科改为“国语”

科。

此令一出，各地物议蜂起。

无锡县的一份呈文认为，“教授语体文，系为言文一致，然必国语普及而后可以言文一致，又必读音统一而后可以国语普及”

，建议先从统一读音抓起。

对此，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的答复强调，国语统一包含“读音统一、语法组织统一、词头构造统一”

三项，“必三者具备，始能谓之为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