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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与语言 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第14页）

和“民族主义”

，他尤其表示要把民族国家当成“同民族主义所具有的任何特性本质上都没有必然联系的概念”

（参见第140～146页），虽然颇具启发性，但本书并未采用。

[36]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42页。

[37]彼得·盖伊（PeterGay）：《启蒙运动》下册，梁永安译，604页，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

[38]蒙启谟等：《读音统一会会员蒙启谟等提议》，载《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5期，1913年5月15日，33～34页。

[39]刘复：《国语运动略史提要》，载《晨报副刊》，1925年6月1日，第1页。

[40]SyWenwei：《选举国大代表，百分之八十人民的文字呢？》，载《时代日报·新语文》，1947年9月24日，第6版。

[41]无题图画，载《官话注音字母报》第16期，1916年12月15日，卷前。

[42]这一说法流行已久。

康熙庚寅年（1710）徽州出版的一本儿童识字教本中就有“童子不识字，叱为瞎子”

的话，并号称是书除“专治小儿眼科”

外，“亦可略开村野盲瞽”

。

[佚名：《开眼经》，徽州文光堂梓行，清康熙庚寅年（1710）本，转引自温海波：《识字津梁：明清以来的杂字流传与民众读写》，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164～165页。

]

[43]陶行知：《徽州推行平民教育办法》，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621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44]陶行知：《对于上海市普及初步教育之意见》，载《生活教育》第2卷第7期，1935年6月1日，264页。

[45]《永泰县之强迫教育》（照片），载《生活教育》第2卷第22期，1936年1月16日，封二。

[46]《上海市识字教育运动》，载《生活教育》第2卷第7期，1935年6月1日，271页。

[47]这不意味着下层社会的民众不需要识字——他们不但有此需求，而且有相应的实践，只不过他们所识的字与知识人认为他们所应该识的字未必吻合而已。

关于明清以降中国基层社会的识字状况，可参看温海波的《识字津梁：明清以来的杂字流传与民众读写》。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该文注意到，在传统社会中，不同的识字读本收录字汇不同，造成不同的识字能力效果，比如，普通民众接触更多的杂字和作为通用童蒙教材的“三、百、千”

等，差异就非常大，仅仅学习“三、百、千”

，未必能够对日常生活的需要应付裕如，详论见该文第157～158页。

[48]陈原：《拉丁化书报介绍》，见《陈原语言学论著》第3卷，5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9]周有光口述：《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268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50]天池：《再论化除满汉畛域之办法》，载《时报》，1907年8月14日，第1版。

[51]孟森：《宪政篇》，载《东方杂志》第6年第1号，1909年2月15日，25～26页。

[5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19、2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4]关于电报的采用对文字改革的影响，参见蒋凤五：《国音电报成功记》，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2号，1926年1月25日，91～106页；王景春：《国音电报新法》，载《东方杂志》第27卷第8号，1930年4月20日，78～81页。

关于电话的采用对国语的影响，参见陆为震：《近年来我国交通之进展及其计划》，载《东方杂志》第27卷第12号，1930年6月25日，33页。

[55]丁格尔：《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6号，1912年12月1日，7页。

[56]李思纯：《汉字与今后的中国文字》，见《李思纯文集·论文小说日记卷》，943页。

[57]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56页。

[58]从事这一事业的人既有反对废汉字的，如留美学生周厚坤、祁暄（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9月4日，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449页），也有主张废汉字的，如林语堂（朱自清日记，1932年1月7日，见《朱自清全集》第9卷，100页）等。

[59]周有光：《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桥梁》《拼音和文字》，见《汉语拼音文化津梁》，231、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