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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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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题立意、寻找材料算起，这个课题已耗去我十余年光阴，使人不由不发出桓温昔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一样的感慨，而终于无如之何。

问题是慢工未必出细活，此次出版前，略加整理，便发现不少失误，肯定还会有许多没有发现的问题潜伏其间。

对此，除了诿过于时光飞逝之外，只有自责懒惰嚣浮。

文章是好是坏，做不得假，我也无意做假。

反躬自省，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如果略有心得，那就是对做人与治学之间的呼应关系日渐有所体察。

天才或许例外，如我这样的中人之资，要做一点叫自己满意也让别人看得过去的成绩，就只有老老实实，以勤为本，反复思量，或偶有所得，意气洋洋，回头一望，却可能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起心动念之间，文如其人，前人实不我诳。

本书能够完成，多亏不少师友鼓励、批评和援助：罗志田师及徐思彦、桑兵、关晓红、王汎森、沈国威、徐亮工、徐秀丽、葛兆光、戴燕、谢维、村田雄二郎、刘世龙、郑培凯、鄢秀、王晴佳、缪元朗、段玉明、章清、马忠文、杨宏、徐跃、陈熙远、陈以爱、李德英、周勇、叶隽、周奇、翁若愚、张仲民等师友，都曾在不同时段对本课题表示过关心，并为我指点迷津、研讨论题、解释疑团、供应材料。

作为一个门外汉，我莽撞地涉入语言学园地，更离不开专业学者的援手。

四川大学中文系刘春蕙教授，时常放下自己的工作，为我答疑解惑；全书完成，更经语言学家聂鸿音教授法眼一阅，五六十万字的篇幅，耗费老人家不少心力，使我避免不少错误，令我铭感在心。

本书多数章节都得到四川大学“10—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讨论会的诸位同人指正，粟品孝、韦兵、陈波、杨兴梅、周鼎、辛旭、郭书愚、张循、查晓英、李晓宇、罗凯、徐法言等，惠我良多，使我对此学术共同体产生越来越多的依恋之情。

许多年轻朋友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如陈志刚、黄佑志、梁心、陈默、蔡炯昊、廖文辉、李如东、崔晔、陈希丰、张晓川、周海建、王义铭、陈阳、黄晶晶、吴焕娇、马怡、周闻天、徐悦超、陈高争、何俊帆、张苇杭、李哲、彭志远、杨扬，在此都要深致谢忱。

谭徐锋先生早在十年前就不断关心本书进展，本书虽然粗糙，却花费他不少精力；责任编辑曹欣欣的细致工作，更使全书减却不少错误，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开列这么长一串名单，当然不是准备推诿书中存在的错误，这一点还是老话：文责自负。

我自二十五岁以后，渐觉时间加速流逝。

最近十年，更觉气喘吁吁，难以追步。

回头来看，人事迁移，有变有不变，变的比不变的多，而且变得让人忧伤沉痛，时不时要缅想从前。

在我还是一个少年，开始独立成长的那个时代——20世纪80年代，一切远非完美，可是给人以无穷的希望。

或者有“先进分子”

会说，我是因为年龄老大而变得保守。

也许？我不知道，但我常常庆幸，在成长的关键时段遇上那个年代，养成一套健康的价值观，它使我在一些最基本的取向上成为一个思想上的“80后”

，不会改变。

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发生过许多难忘的事。

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和辛旭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当时大部分材料只能手抄。

她抄写的速度比我快，被我戏称是“小鸡啄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