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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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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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已不再提供纸本，只能通过电脑查阅了——这当然便利很多，但我发现许多曾经看到过的纸质的材料已经不知所踪。

档案电子化对学术研究的利与弊，显然难以一言而尽。

书中第一个字，写在2008年5月，“5·12”

汶川地震发生后半月左右（具体日期已经忘掉）。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离震中不远的地方工作，在天地混沌中仓皇逃离，遂对生命产生新的感想，对要做的事，不愿再拖沓延宕。

当初跟我一起经历地震之后的岁月并“同居”

数日的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姜源教授，已于2010年3月辞世。

他在地震发生时，没有自顾逃离，而是将工作组中同人一一寻到，并护送一位早已吓得不知所措的老师离开现场，令人感佩。

本书第五章引用了杜维明的一篇文章，其实本可引用其他材料，但这是姜源教授在共同“抗震”

的日子里提供给我的，我想留下这段光阴和他这个人的故事，即使只是一线折射过来的、微弱的光明。

及至修改“结语”

一章之时，我又听闻周有光先生离世的消息（我在书中引用了不少他的看法），却并无任何震惊，只是觉得一个时代随着他和许多人的背影一起渐渐没入黑暗，越来越远——可是我还是听得到他的声音，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字、历史和记忆里，永不消失。

本书多数章节曾在《中山大学学报》《学术月刊》《近代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发表。

由于拖延太久，思路和文风在写作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此次整理，增删涂乙，力争统一，唯因工作量太大，仍留下若干遗憾。

其中我特别在意的一点是表述问题。

伽达默尔曾说：“各种不同科学形式的工作条件对于科学家起着一种构成风格的作用。

一般说来，自然科学家的主要工作既不是‘朗读’，也不是包罗万象的图书出版。

人文学者则恰好相反，因此，这就肯定会对科学散文领域中的风格艺术产生影响。”

我衷心赞成。

对人文学术来说，表述绝非事后的涂饰，而根本就是研究的内在组成。

因此，任何一部人文学术著作，在义理、考据之外，都应兼顾辞章。

我在研究国语运动的过程中慢慢体悟到，锤炼语言不只是作家和诗人的事业，人文学者亦与有责焉。

在这点上，司马迁开创的中国史学传统，仍是我们的样板。

可惜，这一感悟变得越来越清晰之时，已是这本书渐近尾声之际。

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把它作为今后的努力方向。

2017年1月26日，写于河南濮阳

2018年12月12日，改于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