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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语言学家对问题的再定位 其他语言学家的例子（第8页）

和“有机的”

，洪堡、波特认为语言有“正格”

“过正格”

和“偏正格”

的区别，司奈嚇、缪勒用社会组织的形态来区分语言形态，称“营家族生活之人种斯用孤立语；游牧人种乃用关节语；知有国家之人民乃用诎诘语”

。

这些表述无关学理，而有“抑扬之意”

，“适足以彰其愚陋耳”

。

[67]王古鲁（1901—1968）说，“以一己之语族自诩为高等的偏见”

，就好比“在人种学上占有势力之主张以亚利安民族为世界民族中最优者的僻说”

一样，都是“亚利安民族”

的“自夸心理”

的表现。

[68]张世禄则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揭露施莱赫尔的“言语退化论”

不过是对其理论中自相矛盾之处的弥缝，想方设法要“自圆其说”

。

[69]

张世禄在文章开头就点出了文化偏见的存在：“古代文化发达的民族，往往对于国外的异族，具有一种轻视的心理。”

这本应抛弃，“不料十九世纪的欧洲人和二十世纪东亚的某种民族还是沿着太古的遗俗，或且变本加厉，由轻视而引起仇视，由相轻而至于相杀”

。

其影响所及，“不特世界的和平没有实现的希望，各处文化的交流也受了无形的阻碍，终究没有完全沟通的一天”

。

学者“参杂了民族相轻的心理，就完全失去客观的态度，把自己民族的偏见作为前提，不惜将科学的事实勉强来‘削足适履’；这样学术界还有光明的一天吗？”

三分法就是这种偏见的产物。

西人对屈折语何以高等，“始终未曾有明确的解释”

，不过是要“尊重自己的民族”

而已，为此甚至“不惜将全世界的语言归于退化的过程中”

。

“二十世纪东亚的某种民族”

几个字，一下把此文的立意彰显了出来：张世禄是借着对19世纪欧洲语言学的批判，来批判日本日益昭著的侵略野心；在更积极的意义上，则是寄托了对世界和平与文化交流的期望。

显然，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语言学家虽不像胡以鲁一样使用了很多政治学术语，整个论述看来也具有更强的“专业”

特征，但文化认同和政治理念仍在暗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在那些反对汉语先进论的学者们身上也有所体现，甚至更为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