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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语言学家对问题的再定位 其他语言学家的例子（第7页）

的可能。

20世纪30年代，萧伯纳（GeeBernardShaw，1856—1950）来华，盛称洋泾浜英语不“太受文法拘牵”

，可成未来之世界语。

“某记者告以华文实际上即不讲文法。

萧氏曰：然则，华文将来或可为世界语耳。”

曹聚仁对此言非常不满：“世间岂有不讲文法的语言文字吗？”

[59]“某记者”

的表述确实有误，但他看到的正是汉语文法简单的特征。

张世禄也注意到世界语（Esperanto）与汉语的亲近性：“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觉得繁难，学习世界语，便很容易；这是因为世界语具有他的优长以外，还适合着中国语里自然的文法组织。”

[60]事实上，他根本认为，要“创作国际语”

，在语法上应“以汉语的语法为极则”

。

[61]张公辉干脆就说：汉语在“本质”

上，比Esperanto“进步了数千年之久”

，乃是“世界共通语的基础”

。

[62]

与此相应，屈折语的形态变化反而沦为落后的表现。

华超说：“性的阴阳、位的宾主、数的多少、气的虚实、主动和被动，都可借语词在句中的关系定的。

吾国语本来不以多变算作能事，平实使用起来，亦不觉他不便，则简单正是分析语的特长。”

[63]沈步洲也说，法语、德语、拉丁语对性的区分时或“任意颠倒，漫无标准，徒滋纷扰”

，殊属“无谓”

；汉语“本不以多变为能，而平时使用殊不觉其窘苦”

，两者相较，高下立辨。

[64]景昌极（1903—1982）直称西文之语尾变化是“不必要”

的“恶习”

。

[65]陈寅恪则从历史角度解析了这一现象的发生：

昔希腊民族武力文化俱盛之后，地跨三洲，始有训释标点希腊文学之著作，以教其所谓“野蛮人”

者。

当日固无比较语言学之知识，且其所拟定之规律，亦非通筹全局及有统系之学说。

罗马又全部因袭翻译之，其立义定名，以传统承用之故，颇有讹误可笑者。

如西欧近世语言之文法，其动词完全时间式，而有不完全之义；不完全时间式，转有完全之义，是其一例也。

[66]

陈寅恪并不是要论证汉语的先进性；但他指出印欧语言的形态变化只是承袭传统而来，并无深刻义理，且有不通之处，颇与吴稚晖同见，也无疑有助于屈折语地位的动摇。

如同《国语学草创》一样，揭示西方语言学家的文化偏见，也是这些著作的重头戏。

沈步洲特别留意到有关学者所运用的术语：施莱格尔把语言分为“无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