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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2页）

此外，在论述分析语的进步性时，英语也是人人必提的佐证（意图当然不在英语本身）。

[95]

除了论著外，译文也是中国学者表达自己观点的一个重要渠道。

1929年，《学衡》刊登了张荫麟翻译的美国学者德效骞（HomerH.Dubs，1892—1969）的文章《论中国语言之足用及中国无哲学系统之故》。

此文意在反驳德国哲学家赫克曼（Heinrin，1864—1935）的“汉语无屈折变化，无法胜任高级智力文明”

的观点。

德效骞宣称，语尾的屈折变化与能否表达精密思想之间并无直接对应关系。

他同时也援引了语言进化论，提出：“语言之发展，既为字尾变化之简单化，而非繁复化，则谓中国语实较欧洲之语言为进步，而非其反，似亦言之成理，因中国语无字尾变化也。”

[96]同年，此文又在《辽宁教育月刊》上发表。

[97]张荫麟对此文的看重，可见一斑。

[98]

这就是说，中国学者的汉语进步论，仍建立在西来的基础之上。

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20世纪西方语言学家对19世纪语言学的批评在东方的回响；在更广泛的思想史意义上，可归结为罗志田先生所说的“西与西斗”

。

[99]不过，这种回响绝非如同留声机一样的简单回放，而是这些声音在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中的折射，有些部分被弱化了，有些部分又格外响亮。

比如，中国学者虽都把叶斯柏森奉为导师，但叶斯柏森对汉语进化程度的论断是极为审慎的：“中国语或亦已由繁趋简，特苦其文字艰难，考古者动多障阻。”

[100]他没有说汉语就是最进步的语言，而是说英语是“人类史上最前进的语言”

[101]。

但多数中国学者转述叶斯柏森的理论时，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

显然，中国现代学术在整体“西学化”

的同时，也在有选择性地利用西方学术，为中国文化开辟独立空间。

换句话说，作为西方的学生，近代中国人并不是完全被动、毫无创造力的那种。

汉语进步论和中国现代语言学家谋求汉语语言学学术独立的目标有关。

一般认为，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是中国语法学建立的标志；但几乎自《马氏文通》出版开始，它就不断被人批评削足适履，把西方文法强套在中国语文之上。

即使一些主张西化的人士，对此也颇多非议。

陈独秀就说：中文“非合音无语尾变化，强律以西洋之Grammar，未免画蛇添足”

[102]。

从汉语自身的独特性出发去研究汉语，成为不少语言学家的自觉追求（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

这当然并不一定就要证明汉语是最先进的语言，但二者在反对以西律中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张世禄也宣称：“我要凭语序来研究中国的文法，便是要适合中国语文的特殊性的。”

[103]

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研究“中国语文的特殊性”

，并不等于他们把汉语视为一种独立于“世界语言”

之外的语言；恰恰相反，他们是把汉语放在“世界”

之中定位的。

进一步说，对中国学者来说，这一论题成为一个“问题”

的历史前提，就是“世界”

进入“中国”

，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这是西方近代殖民活动的直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