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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7页）

，屈折语（亦有人写为“曲折语”

）或称“诘诎语”

“诎诘语”

“变形语”

等。

下文征引史料时，不再一一说明。

[8]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校订本），钱晋华译，91～92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

[9]岑麒祥编著：《语言学史概要》，199、208页。

威廉·汤姆逊（VilhelmThomsen）：《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99～101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

拉·绍尔：《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末的语言学说史梗概》，见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143页。

R.H.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198页。

[10]转引自岑麒祥编著：《语言学史概要》，126页。

[11]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60～61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12]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16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方维规：《语言与思辨——西方思想家和汉学家对汉语结构的早期思考》，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4期，128～136页。

[13]岑麒祥编著：《语言学史概要》，206～207页。

R.H.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199页。

[14]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258页。

语言的发展遵循一个先进步而后退步的模式，曾是18世纪新古典主义者中非常流行的一个看法，参见RichardMarggrafTurley，ThePolitiguageinRomaure，Basingstoke，PalgraveMa，2002，pp.4-5，23-26.

[15]张隆溪：《约翰·韦布的〈中国想像与复辟时代英国政治〉》，见《文学·历史·思想：中西比较研究》，150～155页，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

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146～15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张、吴二人的著作还论述了18世纪欧洲思想家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批评，不过，其征引的内容多集中在汉字方面，见该书第171～175页。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原初语言为何，在西方历史上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关情况参见保罗·普吕瑟（PaulW.Pruyser）：《宗教的动力心理学》，宋文里译注，212～214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

[16]倪维思：《中国和中国人》，崔丽芳译，167～16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古吴居士（沈毓桂）：《西士论中国语言文字》，见《万国公报》第15年第708卷，1882年9月30日，13605～13606页。

[18]吴稚晖：《编造中国新语凡例》，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4～35页。

[19]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71页。

[20]胡以鲁的生平事迹不彰，较早的一份传记参见赵金铭执笔：《胡以鲁》，见《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2分册，53～56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

不过文章主要是对《国语学草创》的介绍。

此处的叙述同时参考了沈国威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第29页）。

何九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第72～73页）亦有简略介绍，在若干细节上（包括胡以鲁的卒年、《国语学草创》的初版年份等）和沈著有所出入。

朱希祖说，胡以鲁“与余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同受业于章太炎先生者也。

胡君后又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文科，专习博言学，得学士位”

，所言胡氏早期的学术经历与其他材料略有不同。

朱希祖既号称与胡以鲁为同学，则其所言更可信，但目前也还没有其他材料作为佐证，具体情形不易想见。

另外，在读音统一会上，胡以鲁被选为记音员。

[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13年年初（无具体日期）、1913年2月17日，86、93页。

]

[21]有材料提出，1922年之前，此书有北京大学和浙江省教育会两个版本（洪瑞钊：《中国的语言学问题》，载《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9日，第4版），但笔者未见其他材料，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