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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6页）

的世界政治理想声气相通。

就此而言，这些见解和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来自同一个政治进程，即近代西方的全球殖民过程；但和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不同的是，它们也是对这个进程的自觉反抗。

这种反抗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文化对“西方冲击”

的被动“回应”

，又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中心”

的兴起，或中国传统观念在现代的回响（毕竟，这里讨论的课题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此外，我再说一次：它也并非“西方中心主义”

的倒装。

[117]这提示我们采用一个更为综合和复杂的视角：在近代中国，古今中外都可以成为思想资源。

中国人不但利用它们营造自己的形象，也致力于推进一个崭新的世界理想。

[118]

[1]皮埃尔·布迪厄（即布尔迪厄）、华康德（Wat）：《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186～18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我们这里可以从西方语言学史上提取一个例证。

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开始，词语在句子中的序列问题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强烈兴趣，它被认为和人们对“自然次序”

的认知有关。

海然热指出，这“既是一场语言学论战，也是一场哲学论战”

，而且实际上“跟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详见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155～173页，引文在第156、157页。

）这场讨论和本章所述某些问题亦有一定的关系。

[3]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第252～258页）关注到19世纪的语言学怎样“成为国际关系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265页），与本章取径相似，不过，她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后殖民主义”

色彩，内容上也主要着眼于西方语言学界对汉语的认知；本章主要是一个史学研究，更关注中国本土语言学家对西人理论的回应。

实际上，刘禾的观点，有不少都和20世纪上半期中国语言学家对西方语言学的批评暗合。

这一事实本身就启发我们对早期中国语言学家论述中潜含的政治立场加以观照。

[4]R.H.罗宾斯（R.H.Robins）：《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冯建明、胡明亮译，18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笔者查阅了多种中外文献，都没有谈到“综合语”

和“分析语”

的划分是什么时候、由哪位语言学家提出来的。

但看起来，这一划分和百科全书派划分的“分析性语言”

和“词序可变语言”

似乎有直接继承关系。

[6]岑麒祥：《中国语在语言学上之地位》，载《统一评论》创刊号，1937年，14页。

[7]有关论述，参见岑麒祥编著：《语言学史概要》，129、200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语言学家对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有不同的称呼，如孤立语又名“词根语”

“无形态语”

，黏着语或称“关节语”

“胶着语”

“接合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