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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代表全国 国家建构与国语语言标准的论争（第1页）

第七章“代表全国”

：国家建构与国语语言标准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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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与“民权”

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的观念，在实际运用中也常彼此交织，互为表里。

受其影响，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也同时在理论上接受了两个原则：一是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民心理和情感的一体化，这集中体现在“合群”

一类概念中；二是国民身份和权利的平等化，主要通过“民权”

等概念表现。

二者虽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却也存在持续的紧张：要成为一个整体，有时难免不能人人平权；要求个个平等，或可能造成国家分裂。

更何况，“国民”

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一旦落实为具体情境，便呈现出多元面目，利益不同，主张各异，无疑强化了这种紧张感。

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运动也无可避免地卷入两大原则的紧张之中，这特别可以从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语言标准论争中看出。

这一问题围绕两个分论题展开。

第一个议题最引人注目：哪种语言才有资格成为国语？第二个议题引起的关注相对较少，但重要性并不因此降低：谁才具有确定国语的资格？理论上，这一讨论本应以语言学的学理为出发点；但嘈杂的众议声中，固多有学理思考，亦不乏弦外之音。

1917年的一份文献就提示到：中国方言众多，人民“各安其习”

，即使定出标准语，“谁肯服从”

，且又“将以何地之语言统一之”

？[1]参与过“国音”

制定的胡以鲁也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制定标准语“当视社会心理为标准”

。

[2]这显然就已逸出学理范围了。

不过，这也不只是一个社会心理和习俗问题，事实上，它也展示了不同地域和阶级意识的冲突，夹杂着各异的文化和政治诉求，但又多与“平等”

这一共同的核心价值理念相关。

在争吵声中，国语语言标准几经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是语言学学理和众多政治—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的影响力往往还超过前者。

在时人围绕国语语言标准问题形成的意见社群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一派要求把北京话定为国语，另一派则要会通“异言”

（具体方式又各有不同），另成一套标准。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姑且称之为“京话派”

和“会通派”

。

这两大社群势均力敌，纷纷争取官方和舆论的认可，轮流坐庄。

本章的意图是通过对这一思想论争过程的重建，观察不同地域、不同阶级群体怎样争取“代表”

国家的权利，一体化与平等化两大原则的紧张与互动对国语运动产生了何种影响，并进一步揭示，这些论争透露出时人对“中国”

抱有什么样的理想。

为便于理解起见，这里先对几个关键词略做解说。

第一个是“官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