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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代表全国 国家建构与国语语言标准的论争（第2页）

一般认为，明清官话主要有两大系统：南方官话和北方官话（西南官话的势力较弱，可不列入）。

前者称为“南音”

，代表方言是南京话；后者称为“北音”

，代表方言是北京话。

二者孰为官话的“基础方言”

，语言学界颇有争议（其实“基础方言”

一词是否适用于20世纪之前的官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3]；但在20世纪初，北京话显然已占上风。

因此，很多人所谓“官话”

就是指北京官话。

[4]不过，也有人用此指称一种“超乎南北官话方言之上的共同语系统”

——或称为“普通官话”

。

[5]这样，20世纪初“官话”

一词至少就有两种不同含义，需要我们在上下文里仔细辨析。

[6]第二个要说明的概念是“北京话”

。

它的模糊程度也不小，有时指北京“官话”

，有时指北京“土话”

，具体所指往往视论者的主观意旨而定：支持京话者多用前义，反对者则用后义。

此外，语言学家区别得很清楚的“北京音”

与“北方音”

，时人亦大多混用。

“语”

和“音”

的差别也应注意。

一般说来，语言大体可分为语音、语汇、语法三个层面。

汉语方言的语法差别甚为微细；语词差异较多，但不太尖锐；引发最激烈争执的是语音的不同，因此也使其成为确立国语语言标准的关键因素。

实际上，时人所谓“京话”

“官话”

“方言”

“国语”

，常常就是指“京音”

“官音”

“方音”

“国音”

，但有时又不限于此，而兼指语汇、语法，甚至更为微妙的声腔。

本章主要以标准音的争论为主，但为了照顾到发言者的实际论述脉络，又不能不兼顾其他几个层面（尤其是语汇），以尽量保持历史本身的模糊和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