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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用活语言（第1页）

三、采用“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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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音的公布得力于白话文运动不少，唯后者也使得国语语言标准的确立更加复杂：顾名思义，国音关注的就只是语音，白话文既号称“国语”

，就必须关注语汇和语法。

这个问题在清末已被注意。

吴稚晖曾批评学部计划颁布的“官话课本”

荒谬不词：“官话”

乃“文字可写之语，而又不杂以一方之土俗典故，使人人通解”

者，本不需课本；故学部此议实有强迫南方人以习“北人土俗典故”

之嫌。

[86]在上海办《竞业旬报》的胡梓方（1879—1921）也说：“官话无文字之沈晦，无方言之庞杂，声入心通，无毫发扞格”

，“京话”

则只是“京师之方言”

，故写白话文当用“官话”

，而非“京话”

。

[87]实际上，明清以来本有一个较成熟的白话文传统，使用的就是普通官话；故相对于语音的争论，在语词和语法方面，大家更易达成共识。

不过，清末白话文以“教育普及”

为号召，并未激起太大风浪；新文化运动诸子则是要把白话文奉为文章正统，遂引起不少误会，其中之一是把白话看作方言。

陆费逵1919年就发现，其时白话文没有标准，“往往你写的北京官话，我写的南京官话；你写的山西官话，我写的湖北官话；更有浙江官话，江苏官话，夹了许多土话的官话”

，使人不能不担心，“将来弄了这许多种的官话，怎样统一”

？[88]

唯新文化运动诸子心中的“白话”

确是国语，而非方言。

1917年8月，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号召新文化运动者自觉担当制定“标准国语”

的责任。

否则，“难道应该让那些专讲‘干脆’、‘反正’、‘干么’、‘您好’、‘取灯儿’、‘钱串子’，称不要为pie，称不用为pong的人，在共和时代还仗着他那‘天子脚下地方’的臭牌子，说什么‘日本以东京语为国语，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故我国当以北京语为国语’，借这似是而非的语来抹杀一切，专用北京土话做国语吗？”

陈独秀也很赞同：“用国语为文，当然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

北京话也不过是一种特别方言，哪能算是国语呢？”

[89]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本有不少读音统一会的会员和同志，持此态度，毫无足异。

而他们此时已掌握教育界实权，正好可以通过“修订”

国音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其“会通”

属性。

1919年5月，由吴稚晖、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沈兼士、胡适、刘复、蔡元培、林语堂、黎锦熙等组成的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通过决议，在注音字母中添入一个表入声的字母。

[90]1920年9月，黎锦熙在一次演讲中提醒听众：“诸君以为现在的国音，是用北京音做标准的么？不是！

北京固然是首都，但是首都的音便要‘强全国以服从’，即在从前的君主专制时代，也难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