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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用活语言（第2页）

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标准音，是服从最大多数的。”

只是因北京“五方杂处，自然而然的流行一种普通话，也就自然而然的最合于我们所定的标准音”

而已。

[91]然而二者毕竟不同，不可混作一处。

但这仍使一些南方人感觉不便。

一位小学教师抱怨，“用偏于北方的暂定国音”

教书，其难度不亚于“旧时教国文”

。

[92]吴研因（1886—1975）也发现，因白话文号称“国语”

，以致有学校“以为教白话文，就该用国音和北京话去教”

。

[93]前者认为国音是“偏于北方的”

，后者把国音与“北京话”

并论，都提示出国音、国语在南方人心中的形象。

与此同时，却有一部分南方人逆流而动，力主废弃国音，完全采用京音，因而挑起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大争论，时称“京国之争”

。

1920年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士一（1886—1969）发表《国语统一问题》，指出制定标准语的两种办法：一是用“混合语”

（其中又分“现成的”

和“特地去造成的”

两类），二是用某种方言。

读音统一会通过的国音属于“特地去造成的混合语”

，由于被认为“大家有份，至公无私，不偏不倚”

，而颇为“一般人”

所拥护。

但依据学理，标准应“客观”

，混合语却“不容易定客观的标准”

。

“现成的混合语”

如普通官话就“随说的人的方言而不同”

，读音统一会则在开会时已争论纷纷，“国音”

标准通过后，“全国找不出一个人”

是照它说话的，则实际“等于没有”

。

相反，“方言是已经在一个地方通行的，就是在生活上已经实在试用过而没有困难的”

，拿来作为标准“是最直截爽快的办法”

。

接下来，他又提出国语应具备的11项条件，认为从综合角度看，京话最为合适。

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作为首都，北京既是“政治外交的中心点，也是教育的中心点”

，北京人“说话自然最为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