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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用活语言（第3页）

；同时，采用首都话以为国语，也是各国“一种公共的倾向”

。

当然，考虑到北京话亦“有许多狠粗俗不堪的分子”

，故张士一提议应以“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所说的话”

为标准。

但这些理由并不意味着张氏把政治因素视为确立国语语言标准的决定性因素。

相反，他对读音统一会的一个重要指责，就是用“政治”

手段解决学术问题。

国音既是该会票决的结果，只可说是“会音”

；《国音字典》虽经教育部颁布，实际是吴稚晖的个人意见，不具权威性，充其量只是“冒牌国音”

。

[94]在这里，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浮现出来：谁才有“代表”

国家确定国语语言标准的资格？按理说，读音统一会是根据教育部官制设立的机构，其决议当然具有法定效力。

“国音”

派的范祥善1921年为“国语”

下定义时便着意指出，得冠以“国”

字者须合三条件：一是“事实上”

的标准，“必为全国最大多数的地方人能知能行的”

；二是“法律上”

的标准，“必是全国派人所公定的”

，三是“作用上”

的标准：“是要全国的人拿他做准则的”

。

[95]第二条特别强调“国”

字的法理依据，可说正是为读音统一会量身定做的标准。

但朱希祖等人当年已经在会上提出“从其是，不从多数”

的原则，反对通过票决解决问题。

[96]张士一这里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往前走。

一向与吴稚晖不睦的顾实立刻抓住机会，以读音统一会代表的身份揭发：“国语统一会不过教育部之咨询机关，不能代表国家，必经国会议决或国会委托议决方可为之国音。”

[97]唯张士一并不领情，强调自己是站在“学理上”

思考问题，“国音”

之不能成立，是因其没有学理依据，故即使经过国会议决，他仍不会承认其合法。

[98]这其实就是当初朱希祖反对王照的理由，但具体主张却恰好颠倒过来——何谓“学理”

，看来也是见仁见智，随标准而不同。

京音派的周铭三亦说，学术问题不能依“大多数”

意见判定，“因为最大多数人所迷信的，不见得一定是真理”

；也不能把决定权交给“国家行政人员”

，否则不过是把读音统一会的“会音”

变成“中央国会的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