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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用活语言（第8页）

作为标准；“死书”

不能“阻止活语”

，“只有用人为本位的标准”

，才能“永远适用”

。

[127]庄泽宣也说：“我们要的拼音文字，应依一种活方言里去求。”

[128]“活”

与“死”

是新文化运动诸子界定新旧文化时常用的一对概念，最有名的就是胡适所说的“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129]。

这可当作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信条看。

此时，京音派把国语语言标准放入这一思路内，无疑有助于争取新文化运动者的认同。

这招果然奏效。

在这方面，钱玄同的转变最具说服力。

1922年，他还在批评王照所谓“官话”

其实全以“北京的方音为主”

，但到了1923年夏天就开始转而赞成京调了。

[130]1926年，他更提出：作为国语“主干”

的语言，“最好还是采用一种活语言，就是北京话”

。

理由则根本是拾张士一的牙慧：“用北京话，不但是活的，而且标准易得，师资易求。

官话虽然号称普通话，通行的区域很广，然而夷考其实，是全无标准的。”

故而“在实际上，说到官话，大家都隐隐以北京话作为标准”

，以至于“以北京话为国语的主干，即无异于说以官话（或普通话）为国语的主干”

。

钱氏仅把北京话当作国语“主干”

，而非全部，同时又模糊官话和京话的界限，其观点都和京音派不完全相同，唯已确实大幅改变了对京话的鄙薄态度。

理由呢？“就因为它也是活语。”

[131]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再次修正《国音字典》，改以京音为主。

1927年开始，国语统一筹备会又编纂了《国音常用字汇》。

据吴稚晖起草的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向教育部的呈文，此工作的“第一原则”

，就是“指定北平地方为国音之标准”

。

不过他又声明，“所谓标准，乃取其现代之音系，而非字字必遵其土音”

。

他坚持认为：“南北习惯，宜有融通，仍加斟酌，俾无窒碍。”

此与原《国音字典》“使人人咸能发此公共之国音，但求其能通词达意，彼此共喻”

的旨趣“一贯”

，而此次所以“明示标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