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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第6页）

’”

（转引自刘晓南：《朱熹与宋代方音》，见《汉语历史方言研究》，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读书人为正”

，不是以京都为正。

[11]陈光垚：《老新党王小航先生》，见徐一士：《一士谈荟》，236页。

[12]佚名：《论统一国语之方法》，载《大公报》，1910年11月30日，第6页。

[13]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见《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24页。

[14]萨孟武：《学生时代》，5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5]赵杰：《满族话与北京话》，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16]杨秀清：《奉天讨胡檄》，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卷上，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7]刘光汉（刘师培）：《新方言后序一》，见《章太炎全集》第7卷，134～135页。

[18]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55页。

[19]吴稚晖：《答评国音字典例言》，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1月28日，第4张第1版。

[20]长白老民：《推广京话至为公义论》，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59～60页。

从名字来看，不排除这位作者是旗人的可能。

[21]秦德祥、钟敏、柳飞等记录整理：《赵元任程曦吟诵遗音录》，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2]彭翼仲：《语言合文字不同的病根》，载《京话日报》第221号，1905年4月1日，1页。

原文未署名，作者身份据文中自称“本馆主人”

推断。

[23]不过，有人从长白老民的话中推断，“如果北京不是清廷首都，如果不是敢于玩命者如王照，恐怕在当时是鲜罕有人敢挑战‘显宦名士’，斗胆提出以北京话来统一天下语言之主张的”

（市川勘、小松岚：《百年华语》，4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恐怕也高估了南音的势力。

果真如此，我们也很难理解何以相当一部分人“皆默许以京话为正音”

了。

[24]新文化运动后，北方人面临的雅俗之辨的压力逐渐淡化，但仍未消除。

王献唐在20世纪30年代写信给傅斯年说：“古代语言，惟北人能得其真，南人则始终隔阂。

现在吾人所读之字音，泰半为南音所乱”

；但他“恐一发表后，惹起南人之反响，非慎思明辨，不敢出以问世”

。

（张书学、李勇慧：《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见《近代史资料》总第91号，1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是时如此，倒推20年，情境如何，可以想象。

[25]其实，吴稚晖虽然号称拥护“南腔北调多数人通解”

的官话（即所谓普通官话），但是他本人更偏向于“吴腔”

。

他曾表扬一位最“能作官话”

的苏州人：“其言，发声则纯用吴腔，而出音则字字真足，既方且雅，人固莫不以南京官话诮之，其实此即改良新语所最适当之音调也。”

（吴稚晖：《书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55页。

）则其心中的理想国语，当离南京官话更近。

[26]钱穆：《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见《国史新论》，2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7]张鸿魁：《语音规范化的历史经验和“官话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