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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言的语义内缩（第5页）

[30]但这也只是几条模糊线索，实际情况是，方言的现代含义是在清末民初人们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定型的。

[31]

“方言”

指涉范围的内缩，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动因。

首先，在最直接的层面上，今日所用方言的定义来自西方，本与中国传统不同。

[32]其次，一个间接但对本章来说更重要的原因是，现代方言概念的确立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中又特别和列文森（JosephR.Levenson，1920—1969）所言中国近代文化观念从“天下”

到“国家”

的蜕变有关。

[33]简单说来，这个蜕变由两个同时展开而方向恰好相反的过程组成：一个是中国人实际可见的世界范围越发开阔，另一个是中国人越来越倾向于将自身传统定位为一种具有特殊性的区域文化。

我这里特别想强调第二个过程的影响。

盖传统天下观虽以华夏为中心，人们实际有所认知的区域也与“天下”

这个包罗万象的词汇所指示的范围相去甚远，但他们理解世界秩序的思考框架无疑具有普世取向。

然而，随着普世性文化的位置被西方文化占据，同时也随着民族国家观念在公私生活中的逐渐内化，国家的政治地理疆界遂成为中国人理解自身文化时下意识地设定的认知边界。

从这个意义上看，方言一词的语义内缩就是整个文化认知心态内缩化的结果之一。

总之，现代方言概念内在地具有一种张力。

按照学理，方言边界的划分主要依赖语言特征：在同一种语言内的属于方言，否则就是另一种语言。

其分布无关国界，且常常打破国界。

但实际上，它又受到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的强力干涉：在国境之内的都是方言，跨出国界的乃是外语。

这两个标准相互抵牾，必须经由语言学家从中协调，但一般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是政治标准（这当然不等于说语言标准就全然不起作用）。

在思维机制上，方言与国家的关联，主要通过“国语”

这个概念建立。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们不妨举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

在现代语言学的三元认知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不易归类的因素，就是少数民族语言：从表面上看，它们也是从传统“方言”

中分化出来的，但它们既非汉语，也非外语，根本无法插入三元结构。

如何处置它，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不过，也正因如此，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点。

自“国语统一”

的口号被提出开始，一般论者都自动将汉语视为当然的国语，少数民族语言基本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直到抗战期间，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动员大后方民众积极参与抗战建国的事情迫在眉睫，加之左翼人士又不断攻击国民政府推行的国语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文化压迫，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定位的问题才不得不提上日程（参看第十章）。

1942年，黎锦熙向教育部提交的一份方言调查计划，就可以视为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研究中国方言，应有广狭二义：只以汉语各种土语方言为对象，是为狭义；兼及境内其他各族之语言，是为广义。”

[34]显然，他所说的狭义方言，就是一般所云汉语方言；而其所谓广义方言，则已逸出汉语范畴，甚至可以说已根本违背了语言学对方言的规范定义。

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分属不同语族乃至不同语系，本是当时的语言学常识之一，屡见于各种概论性质的著作，黎锦熙当然不是无知。

因此，他作为一个专业语言学家却犯下如此明显的“错误”

，不能不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