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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言的语义内缩（第6页）

表面上看，他把少数民族语言列入方言，似是传统方言概念的延续，实则既丧失了传统概念的开阔视野，又越出了现代科学的学理边界，非今非古，不尴不尬。

不过，黎氏似乎已经预知到这个批评，才使用了“中国方言”

这个模糊的表述，其意图倒很清楚，就是在中国领土内为少数民族语言找到一个位置。

黎锦熙的定义当然比较极端，我们在那一时期的文献中很少看到如此直白的表露（也有个别的例外，详见下文）。

但它也生动展示出，国界如何成为方言界定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注意到，类似的诠释架构也出现在黎锦熙对“国语”

的界定中，感悟可能会更加深刻。

他将“国语”

分作五个层次，其中，“最广义”

的国语包含了“本国领土全境各种语文”

，“广义”

国语只包括汉语，“狭义”

国语即标准语（参看第十章）。

比较一下这两个概念会发现，“最广义”

的国语就对应于“广义”

的方言，“狭义”

的方言则隶属于“广义”

的国语。

考虑到国语和方言这两个概念彼此支持且共同服务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共生状态，我们显然不能把这种对应关系仅仅视为黎锦熙的别出心裁，相反，它深深根植于人们对“方言”

的“正常”

理解中。

何仲英在1924年发表的《中国方言学概论》一文中，如是解释方言概念的相对性：“同一国语，闽、粤语相对为方言。

广言之，满、蒙、藏语对汉语亦为方言；狭言之，嘉、潮、广州语相对也是方言。”

[35]其所谓广、狭，究属何义？细看上下文可知，“嘉、潮、广州语”

皆是粤语分支，则“广言之”

的部分在结构上应具相同关系，且其所列举的与汉语相对的语言又是满语、蒙古语、藏语，而非英语、法语、德语，则显然将“方言”

限定在中国境内，满语、蒙古语、藏语、汉语皆是“中国语”

的分支。

何氏的表述比黎锦熙来得含蓄一些，思路却无二致。

陈光垚（1906—1972）在193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声称“中国语”

包括“汉系”

“满系”

“蒙系”

“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