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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言的语义内缩（第7页）

“藏系”

五系。

[36]他说的是“中国语”

，不是“中国方言”

，似更严谨，然也更荒唐：这不过直接套用了“五族共和”

的政治概念而已，与专业视角下的语言分类实在邈不相干。

陈氏不能算是一个知名的语言学家，此话也不过脱口而出，未必严肃，但也展示出，把国界作为语言分类标准，已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认知模式。

显然，在政治和学理的双重力量作用下，少数民族语言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它们既非（汉语）方言，又是（中国）方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甚至干脆被置于沉默之中。

尽管也有人使用“边疆语言”

“边文”

“边音”

之类的称呼[37]，试图给它们一个相对独立的界定空间，但整体来看，在20世纪上半期，其独立性是非常脆弱的。

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尴尬境况，和现代国语概念具有一种逻辑上的关联：“国语”

既被视为“全国”

语言的“代表”

，自然应该涵盖全体，为此，其他语言便不得不屈居方言或类方言的地位。

事实上，直到1949年之后，“民族语言”

方正式成为一个语言学的分类准则，而这正好和“普通话”

一词对“国语”

的取代相平行，显然不是巧合（详见第十章）。

因此，少数民族语言的归属问题，以一个非常尖锐的方式彰显出了方言概念的政治维度；但即使是更加“规范”

的方言定义，也受到同样的制约。

赵元任就曾说：方言分化到哪一步才算不同语言，“这个往往受政治上的分支的情形来分，与语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儿”

[38]。

这也绝非中国特有的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大卫（RavenI.McDavid）指出，判断一种语言是否方言，既和研究者的个人标准有关，也与其所属文化的标准有关。

加拿大语言学家克里维奥（GianrenzoClivio）又在其上增添了两个标准：政治的和行政管理的。

[39]法国历史学家雅克·杜加斯特更是快人快语：“语言的分类更多是个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

[40]这些论断都提示我们，“方言”

的“内缩”

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