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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证汉语方言同源性（第6页）

对经过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雅”

当然已不再是一个核心价值。

他们有此思维，一则出自学术训练，二则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无论有意无意，汉语方言的同源性都被他们视为中国文化统一性的隐喻。

通过论证汉语方言的同源性，语言学家也为它们建立了一个亲缘谱系，这一成果又被运用到国语教育中。

章太炎是反对以所谓官音作为国音的，但他也同意：“各省语虽小异，其根柢固大同。

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

[87]何仲英说，自己之所以要“把方言和国语的沟通，说个明白”

，就是为扫除一般人学习国语的畏难心理。

[88]赵元任在1939年指出，中国人学国语和外国人学中国语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学一种新语言”

，故一切“都得要一一从头开蒙学起”

，而前者就简单得多。

广东话和北方话表面似乎“完全是两国语言”

，但“国语所用的基本材料，百分之九十九是广东语的所有的”

。

[89]不消说，此话也有为广东人学国语鼓劲的意思，但并非在学理上没有根据。

当时有些专供某一方言使用者学习国语的手册，学者们还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发明了一些学习技巧。

王力建议，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语音系统中“同类的字念作同样的音，异类的字念作不同的音”

，只要据其变化规则“类推”

即可。

[90]魏建功在抗战结束后，受命负责在台湾推行国语，强烈反对“从头就教它标准化”

的主张，力主采用“从台湾话学习国语”

的方法，通过“对照、比较、类推”

，在台湾话和国语之间建立一种感性对应关系。

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台湾同胞学习国语，另一方面也是要表明：“我们对同胞贡献的是自家学话的方法，不是教外国人学我们的国语的方法。”

而其更深一层的考虑是：只有唤醒台湾人民的“自家”

感，才能“真正光复失地，精神复原”

。

[91]由魏氏担任主任委员的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提出：“用了对照类推法，台湾人学习国语才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

这然后台湾人才能恍然大悟国语究竟和外国语不同。

它也是中国民族语的一种方言，在音系上是息息相通的。

这然后台湾人才能更亲切的感觉他们的确是道地的中国人。”

[92]在此思路下，“实行台语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

遂被正式列入《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

[93]

这一政策的制定耗费了语言学家不少心思。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藏有一份私信，作者是一位赴台的国语教师，寄件人和收件人均不清楚（唯信中称黎锦熙为黎师），而主要内容似乎就是答复黎锦熙关于台湾语言情况的一些调查，其中特别谈到台湾话的属性问题。

这份函件披露了一些不易为外间所了解的信息，不妨摘录一部分如下：

台语即闽南语，并非其“一支”

；或说是“厦门语”

——漳泉语混于厦门而稍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