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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第2页）

除了闭城坚守或粮草缺乏、士兵远征只能以米饭之外的粮食勉强应付的情况，应该是极少吧。

而中世战乱持久，也使得武士成为必须食米的阶层。

最初只是为了保证充足的军粮而强制稻米的种植与储存，后来成为惯性，住在村中的“农兵”

[64]，在早就应该恢复杂粮的平常日子，也改不了吃米饭的习惯，于是米谷财政这一极为不便的形式成为了原则。

加上随着贸易的发展，聚集于城下的商贾、百工也变成了以稻米为常食的平民，在以稻米为标准的传统“晴日”

之外，生活中也几乎充斥着稻米。

只种植稻米的所谓“新田”

的土地开垦屡屡受到奖励，则既是能够实现上述状况的条件，也是上述状况带来的结果。

而日本由于其天然的地形，稻米的产地自古分布不均。

最为不便的运输问题变得无可回避。

其结果，是农业技术落后的山间的旱田耕作地带，反而需要率先承受交换经济的压迫。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情况只是以稻米为租税的前代制度的延续，但国家的租稻与私田的利息可以说性质迥异。

首先，前者就税率而言极低。

如果国家事务的增多需要增加国民的负担，那么这部分负担能否以稻或籾的形式来征收是一大疑问。

当年有那么大规模的田租，远国的管理及运输的方法依然未能确立，租税基本花在了费用上，于朝廷本无收益。

这与各地私领之主在当地利用其土地所得，不可同日而语。

武士可以磨炼武艺，以兵马为事，也可以视为稻米丰富后的结果。

总之，战国之世促进了稻米的生产，而自古以来对稻米的尊崇和信仰，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刺激。

如今稻米已经完全深入生活之中，恐怕对其加以限制会让人们感到无比痛苦。

不可否认，这是我们今天所达到的新文化的一个特点。

如果意识不到以稻米为力量根源的古老信仰对我们的巨大影响，恐怕我们无法安心预测或计划我们下一阶段的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