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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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2页）

之类的回答，其存续基础甚为薄弱，往往容易中断。

即使偶然有些较为显著的残存，也大都与新兴的迷信相结合，或是迎合了子女的兴趣，或是其他尚未察觉的原因等外部的情况偶然加之的结果，本就无法保证枝叶先落而根干永存。

而后世的随意解释反而对当事人最有影响力，根据他们的说法来把握习俗的真意，殊为不易。

如果把这些零散细碎的事实直接当作记录过去之物，那便如同经白人之手而成的蛮民志一般，只能让我们欲知之事永不得知，只能借助远方的学者们的学说，得出连自己都于心不安的结论。

与其求教于彼，不如珍惜自己贴切的疑问。

采集绝非只属于作为后勤的兵粮吏的工作，处身学界的“乱军混战”

时代，采集更应成为我们退而默默坚守的根据地。

“忌”

与西方殊俗志家所谓的“taboo”

应该属于同种法则，而如今流传于日本的只是其痕迹的一小部分，由此而一窥全豹，已颇为困难。

国民独自的数十世纪的发展，又造就了另外的具有个性的特点。

火的清净污秽观念，便是其一，能够通过人的自主性力量，对“忌”

加以处理甚至改变，在别处还没有看到类似的事例。

并且这一法则既非多数集团协议的结果，亦非圣贤之人指导的产物，由于各地自由的发展演变，很早就出现了无法完全调和的矛盾。

在城镇生活的人们，最早撤下了他们的“忌中”

标牌，但又严格地遵循着“中阴”

的做法。

奉公[12]制度中最为过分的算是“除服出仕”

[13]了，而这些人都与服丧的家人居住在一起，“忌饭”

的风习也当然会被扰乱。

这一做法，不可能是日本本来就有的制度。

还原历史属于附加的工作，是对在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追寻民俗之人的特殊要求，如果将之与一般的所谓“土俗志（ethnography）”

看成一回事，认为只有内外之差，那么是注定无法成功的。

我们所依托的，是作为同乡同族人的理解，以及对于用语的极为精细的感知。

只有掌握了这些武器的观察者，才能解释复杂的古老传承，以此来启发后来的学徒。

正因如此，乡土研究才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