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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史学述评（第2页）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进入现代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历史学。

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

1973年，他出版了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题目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他以19世纪的四位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和布克哈特）和四位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为例，指出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能超越表达这些事实的话语形式，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著作没什么不同，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与其说是要追求真相，不如说是要追求语言的修辞效果；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它并不享有可以讲述真理的特权，它同文学话语一样，都是书写表达某种愿望的“虚构故事”

，是人们想象的产物。

[2]自从海登·怀特向历史学首先发难以后，后现代主义又从多个层面对现代主义史学进行攻击。

历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

后现代主义史学针对的主要对象显然是现代主义史学，也就是在启蒙时代建立起来的理性和科学史学。

当然，在这以前，尼采、斯宾格勒和贝克尔等都对现代主义史学进行过不同的研究，提出过许多不同的看法。

不过，他们的侧重点大都放在对史学家主观性的探讨方面，影响有限。

而后现代主义则不同，它不但要挑战史学的科学性，而且还要颠覆史学的客观性，颠覆史学赖以存在的基础。

他们对现代史学的攻击点很多，但主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后现代主义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否定普遍真理的存在。

早在17世纪，西方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不但给西方生活带来了先进的方法和技术，而且也给西方思想界带来了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信心。

学者们普遍认为，既然自然科学能揭示真理，那么人类也肯定能够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的社会以及这一社会的演变和发展。

正是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原来以讲述故事为目的的西方史学，也逐渐向科学靠拢。

“不是我替历史说话，而是历史通过我说话”

，这一说法就是当时历史学家对自身认识能力充满信心的真实写照。

史学家们都深信，人们能通过人的理性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运用它来预测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

“大叙述”

[3]史学的大量出现正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产物。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大叙述”

史学，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原理。

他们认为这些普遍原理带有许多政治的含义，是政治力量的结果，所以后现代主义者不相信历史学家们所揭示的社会规律，认为持客观和中立态度的历史学家根本不存在。

这是因为历史学家虽然具有其独特的训练模式，但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时，并不拥有特殊的语言，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必然带有一般语言都有的道德含义和文化成见。

历史学家不可能在没有判断标准的情况下写作。

巴尔特说得更加明确：“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结果，区别历史话语与其它话语的唯一特征就成了一个悖论：‘事实’只能作为话语中的一项存在于语言上，而我们通常的作法倒象是说，它完全是另一存在面上某物的、以及某种结构之外（extra-structural）‘现实’的单纯复制。

历史话语大概是针对着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自身‘之外’的所指物的唯一的一种话语。”

[4]这样，历史学也就失去了其客观性和真实性。

第二，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否定历史著述的形式入手来动摇现代史学研究的基础。

众所周知，西方史学著作都以叙述体作为其主要表述形式。

一般都认为，作为历史表述的一种话语形式，叙述是中立的，它的作用是只反映作为其内容的客观实际，对于内容本身，它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