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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史学述评（第4页）

正如伊格尔斯所说：“历史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从未与文学的思考方式完全分开，但是历史具有可靠的知识。

不管对历史科学的前途如何从哲学上怀疑，历史专业化和寻求科学的严密性在20世纪都不会被颠倒的。”

[7]

后现代主义者将历史研究更多地固定在认识的中介环节语言上，甚至把原本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看成是主观的构建物，认为史学没有真相，史学家建构的过去并非历史的真实，而只是用语言组成的自以为真相的东西。

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将史学虚无主义化。

这种“语言决定论”

的出现实际上就为极端相对主义历史观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众所周知，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后是历史认识或理解，最后才是历史语言。

语言之所以能与历史（话语、符号、文本等）联系在一起，完全是因为语言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事件、理解历史事实。

后现代主义者把历史仅仅看作话语，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话语和文本只能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的基础之上。

如果没有作为认识对象的历史事实，没有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也就没有历史话语和历史文本。

所以，从基础和存在论的角度上讲，客观的历史事实是第一位的，它与历史认识和表述历史的语言共同构成了历史意义的显现形态。

人们在注意语言世界、文本世界、符号世界的同时，必须注意完全独立于语言世界以外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世界。

当然，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于历史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它促使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更加注意对史料的鉴别和判断；更加考虑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注意历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尽量避免历史学家本身可能出现的偏见，使历史学更具客观性；更加注意历史学的表述形式，准确运用历史语言文字，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把史学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更加关心和注意以前不太注意的群体和现象，使历史研究更具全面性。

事实上，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文化思潮，同时也不仅是一种文化思潮，在它的背后有其明显的政治性。

正如西方学者詹明信所说：“眼前这个既源于美国又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后现代文化现象，乃是另一股处于文化以外的新潮流在文化范畴里（上层建筑里）的内向表现。

这股全球性的发展倾向，直接因美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不断扩张而形成，它导致一种霸权的成立，笼罩着世界上的所有文化。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或者从由来已久的阶级历史的观点来看），在文化的背后，尽是血腥、杀戮与死亡：一个弱肉强食的恐怖世界。”

[8]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大量翻译和介绍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如果我们不弄清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真实内涵，不顾东西方历史传统的差异，不顾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不顾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把西方的这一文化思潮盲目地搬到中国，其后果显然是非常严重的，它不但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思想混乱，而且还会对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正确的价值体系产生巨大的副作用，从而影响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这是我国学者应该认真注意的。

[1][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4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参见Haydeory：TheHistinatioeeuryiimore，TheJohnsHopkiyPress，1973.

[3]大叙述（GrandNarrative）就是指思想家们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也即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哲学。

[4][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59～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5]HaydeentoftheForm，NarrativeDisdHistoricalRepresentation，Baltimore，TheJohnsHopkiyPress，1987，p.11.

[6][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62～1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美]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刘文涛、李玉林等译，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4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