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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探析（第2页）

对于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大多数史学家最初都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

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史学的攻势越来越猛，迫使不少史学家对之做出一些反应。

美国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andTheory）、英国的《过去和现在》（Pasta）等杂志也就“历史学与后现代史学”

这一问题举行过讨论。

许多学者还专门写书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Appleby）等的《历史的真相》（TellihaboutHistory）、理查德·艾文思（Ris）的《为历史辩护》（Iory）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凯思·文夏特乐（KeithWindschuttle）的《历史的谋杀》（TheKillingofHistory）等。

直到20世纪末，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才开始慢慢地消沉下去。

纵观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大致过程，我们能够知道后现代主义的相关内涵。

这些内涵主要包括：第一，标志着一种新的时代或文化时期；第二，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文学的批评理论；第三，代表一种批判启蒙运动以来所提倡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思潮，反对理性的普遍化与扩大化。

而这几点也正是历史工作者们所要认真对待和关注的。

二

后现代主义进入史学领域以后，对史学的冲击力是非常明显的。

不过，与前人相比，后现代主义史学对现代史学也即理性史学的批判有非常明显的特点。

前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史学不可能像科学研究那样客观正确，因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与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而且在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为史学研究带有史学家自身的思考和理解，史学家的知识结构、认识水准、社会背景和经历等，都会对他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即使像兰克那样标榜“如实直书”

（wieeseigentli）的史学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其自身的政治和文化偏见。

而后现代史学选择攻击的突破点恰恰是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TheWesterraphy）的理论和实践，其目标则是颠覆与此相关的重要历史观念，颠覆现代历史学。

后现代主义史学否认普遍真理的存在。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又是有规律的，而这种规律又常常通过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的因果关系表现出来。

因此，人们能用理性的方法去叙述它、认识它，并预测其发展的方向。

正是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和相关意义。

所谓“宏大叙事”

（GrandNarrative）就是这些探索活动的结果。

后现代主义者否认这些原理的普遍存在，挑战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普遍原理看成是一种权力，一种靠政治和金钱运转的游戏，是政治力量的产物和结果。

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宏大叙事不但不能揭示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而且也有违客观性原则。

同时，后现代主义者还从语言学入手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他们把原来写的历史看作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

既然用语言来表达，而语言又是有局限的，因此，语言无法准确无误地传播思想，语言与思想行为不可能等量，语言与历史真实之间不可能相互一致。

所以历史学家创作的著作是不真实的，是在制造一种科学的迷信。

后现代主义史学撇开原来纠缠不清的主观和客观问题，选择现代史学的表述形式叙述体作为其攻击的主要对象。

海登·怀特是首先把叙述看作历史写作的内在本质的人，他认为史学家为了实现其叙述对象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在写作著作时，肯定会不断整理、选择适用于自身要求的资料。

他指出：“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结构，历史叙述无法重造它所描述的事实；它只告诉我们应从哪些方向去思考这些事实。”

[4]因此，它不仅传达意义，而且也创造意义；它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

另一位后现代主义者汉斯·柯尔纳（HansKellner）也认为，虽然史学家想充分表现历史长河的连续性，但实际上，由于叙述的需要，作者必须划分历史时期，从而将历史分割开来，而分割本身就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和解释，所以它根本无法与客观真实相等同。

[5]

诠释是现代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后现代史学攻击的主要对象。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的重心主要放在世界本原的探究上，后来则逐渐转移到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一认识论问题上。

于是，诠释学理论成了人们研究的重点。

传统诠释学的目的，是让读者去了解作者作品的内涵。

在这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比较明显。

然而，后现代哲学和史学却根本不考虑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主客观关系，不把诠释工作视为读者对作者的一种认识、一种理解，而是把它看作读者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