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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职业道德（第1页）

科学研究与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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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罗伯特·J.杜林教授

2010年1月12日，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线版头条刊文《中国科研，发表还是灭亡》中称中国买卖论文等造假行为的市场在2009年达到近10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量。

文章说，行政官僚干预学术活动以及急功近利的文化是造成科研腐败的重要原因；对造假者缺乏严厉的制裁，也助长了学术欺诈的蔓延。

2010年1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名为《科研腐败更让人心忧》的时评，称2005年至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共立案侦查发生在海淀区科研院所的职务犯罪案件多达12件。

一向被人们看作圣洁无瑕的“象牙塔”

已成滋生腐败的新领域，“科学研究”

和“职业道德”

的关系问题开始受到公众的关注。

近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助理副校长、认知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心理学院教授罗伯特·J.杜林教授与我们共同探讨了这一问题。

这或许对我们的学科建设有所帮助。

一、“科研行为准则”

——马里兰大学的一门必修课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科研准则？”

马里兰大学的罗伯特·J.杜林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随后指出，因为科学研究越来越复杂，科研成果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这要求科研者能遵守诚信的准则。

同时，出资机构也会给研究者施加压力，希望能用有效的措施来遏止腐败的产生。

在马里兰大学，“科研与道德”

是一门专门讲授科研行为准则的课程。

“任何拿到国家基金的人，都要到我们这里来接受教育。”

罗伯特·J.杜林教授说道。

2006年，韩国“克隆之父”

黄禹锡的造假风波闹得满城风雨，其2004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刊载的论文，捏造了有关干细胞数量、干细胞DNA分析结果、畸胎瘤的形成、类胚胎体的形成和适应性免疫结果等数据，并使用了其他干细胞照片蒙蔽读者；在骗取国民信任后，黄禹锡进一步夸大其干细胞技术的效率和转向实用的可能性，从不同民间机构骗取研究经费，并大量挪用新产业战略研究院提供的公款，欺诈、贪污的款项总数巨大[1]，最终，韩国首尔地方检察厅发表了黄禹锡干细胞造假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决定以欺诈罪、挪用公款罪以及违反《生命伦理法》的罪名起诉黄禹锡。

韩国的“人民英雄”

黄禹锡自此声名扫地。

在“科研与道德”

课上，罗伯特·J.杜林教授常常会把黄禹锡这样的有关科研腐败的案例教授给学生们，让其引以为戒。

他认为，现在公众对科学腐败越来越关注，连《华盛顿邮报》都在6月发表了题为《众多科学家承认自己有过科研腐败》的文章，深刻剖析美国学术界的腐败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人们去思考科学研究的道德要求。

如何确定“科研行为不端”

与如何看待“科研行为不端”

也就成了知识界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二、定义“科研行为不端”

——“人的主观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