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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解与沟通（第4页）

首先是从程序、方式等方面规定人应当如何做的；就其关注形式的方面而言，它与以词相胜的言语论辩，显然具有相近之处。

从人与人的共处与交往看，依礼而行，主要从形式的方面担保了社会的秩序，这里无疑也关涉社会的整合。

但在“礼”

的界域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多地表现为外在的联系：单纯地以礼相处，固然也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相互冲突或消除无序之争，但却难以达到内在的沟通。

庄子将“礼”

与“俗”

联系起来，似乎也注意到了“礼”

的外在性。

基于以上前提，庄子进一步对“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提出了批评，并借楚人温伯雪子之口表达了这一立场：“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

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

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吾不欲见也。

’”

[23]此所谓“中国之君子”

，指齐鲁之儒；“明乎礼义”

即仅仅关注形式层面的规范与要求，“知人心”

则是超越外在程序而指向个体之间同情的理解和心灵的沟通。

在“明礼义”

与“知人心”

之别的背后，是外在形式与精神沟通的区分，而不满于仅“明礼义”

，不“知人心”

，则表现了对交往过程中内在精神沟通的强调。

当然，历史地看，礼本身并非只具有形式的方面，事实上，早期的儒家已开始将徒具形式的“礼”

与包含仁道内涵的“礼”

区分开来，孔子便明确指出，礼并不单纯地表现为玉帛等外在的修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24]离开了仁的规定，礼便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人而不仁，如礼何？”

[25]后来的《礼记》则将礼的作用与“志”

联系起来：“礼以道其志。”

[26]从这些方面看，尽管礼具有侧重于形式的一面，并且也包含着主要导向外在形式的可能，但儒家所说的“礼”

并不仅仅限定于外在的形式。

庄子笼而统之地将齐鲁之儒（“中国之君子”

）归结为仅明礼义而不知人心，似乎未能注意儒家视域中“礼”

的全部内涵。

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实质交往，并不意味着将个体湮没在他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