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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者与宗教力量1（第6页）

那样的“积蓄”

经济价值或金钱的能力，不是收入大于支出的能力，也不是“价廉物美地买进”

之义的“节约”

一词意义上的经济；liberalitas指的是不顾贫富差别和基于这一差别的享受可能性的内在自由，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对自己财产（无论是多是少）的恰当支配，挥霍和吝啬均应避免，它们都是对物质的不自由的爱（就挥霍而言，指可通过金钱而获得的享受；就吝啬而言，指对金钱本身的贪念）。

事实上，liberalitas不过是属于自愿“清贫”

的低层等级，这种“清贫”

意为不拥财富，这与没有财富不是一回事，[14]所以是“拥有财富者”

的德行！

尽管如此，桑巴特也承认：在我们所听到的天主教和新教最有影响的道德教诲和布道大师讲出的规范性信条中，其色调上的差别在于：天主教的道德教诲更多强调宗教上的“正确”

运用财富，新教的布道更多强调财富对得救的危险。

但是，道德史上常见的情况是：规范化是从教育的角度给予的；在规范化中，人们关注的总是某一阶层的人及其实际举止，而并未进一步直接涉及伦理精神，没有涉及如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那种颁布这些规范的Ethos［精神品质］。

[15]在同样的伦理价值优先法则中，针对不同阶层而引导出的“规范”

仍然会千差万别。

的确，人们常常必须从“规范”

反溯到精神品质。

只有当这些被认为是“正确的”

优先法则在诸般举止方式（人们并不靠现有的、清晰可见的力量来指望这些举止方式）之间贯彻实行，才上升成为规范。

正由于阿奎那本人是僧侣，放弃了一切财富，而且，他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还看到并且也指望一种对财产和财富的过分的漠然无谓态度，所以，他才力图在自己的真正经院哲学的努力中去划分生活财富的等级，并提高财富的相对权利。

这位僧侣总乐于表明自己不“仅”

是僧侣，而且也能充分理解和评价尘世生活。

相反，那些新教牧师们却已经在考虑他们所面向的强烈获取欲了；他们处于世俗生活中，却又力图遏制那种欲望，而非促进之。

单是这一根本不同的态度就可导致不同色调的产生了。

但经院哲学家对他们时代中新兴的市民经济生活有更大的“兴趣”

和更多的“同情”

（与新教徒相比而言），还有一种更为深邃的根源。

这一根源在于天主教和新教对宗教、道德、福音和律法的理解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的本质特征之中。

天主教的道德家们直到今天还依然想促使全部世俗生活——事无巨细——都服从于宗教—伦理的、从根本上讲源于lexdivina［神性的律法］的规范；在他们看来，为了得救和福乐，这些规范必须无条件遵从，它们与对基督的信仰及其对恩典和拯救的信仰同样重要。

同时，这也包含了教会的要求：从伦理上、从宗教上对整个文化生活（包括经济生活）加以引导，绝不把人类的整个工作活动视为对达到最高生活目标无关紧要的行为。

而全部新教（对此一致地）宣称，“律法”

（不仅指所谓Judicilia［法律］和Zeremoze［礼律］，也包括伦理法和十诫）是“有限的”

和“尘世的”

，所以，只是为了“人世和平之故”

（路德）才理当遵从，而非在宗教上为了称义、为了福乐而理当遵从；这样一来，新教便根本拒绝伦理——宗教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引导功能。

律法在天国之外，就是说，在心灵和良心之外。

相反，福音的自由在尘世之外，即在肉体及其肢体之外。

[16]

此处足以说明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