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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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坏”

、像样与不像样，认为爱情之选择是严肃的、有责任的，并主张不依赖于市民的生意道德和快乐道德（无论这种道德是由基督教还是无神论来修饰）的性自由。

但是，这一运动（就其内在核心而言）也厌弃“市民”

的那种模棱两可、将整个世界观打扮得很花哨的沙龙微笑或餐桌微笑，如果话题涉及“性”

的话，不单是极为厌弃，而且感到极为无聊，因为“性”

不再是“性”

而已，而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人应正视并考验人的事。

人们厌弃那些在亲爱的父辈们的幻想中扮演过重大角色的小妞们的蹦跳和歌唱，对婚姻破裂的喜剧和类似的“小谐剧”

不感兴趣。

对决定下一代人质量组成的因素的讨论取代了“生意问题”

或者小“玩笑”

。

亲爱的父辈们在伦德曼进行新的交易时额上露出的严峻皱纹在这些问题面前反而降格成了“小玩笑”

，因为这些问题不是证券交易一类事可比的，它是更为事关重大的问题：我可以并应该与什么样的女人结合！

从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喘口气，这是人们在精神文化活动与赢利奋求的社会之内在关系局面中可以清楚感受到的。

精神运动的领袖们在从内容上阐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时总是一致的：无论有没有计算的“主体”

，世界和心灵都绝不是复杂的机器；近代哲学的世界图景之核心只是合资产阶级经营活动目的的蓝图。

在他们眼里，世界拥有无穷的质量和活性，对于那些敢于超逾市民的实用目的虔诚、恭顺地献身于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世界会使他们年青的眼睛闪出惊奇的光彩。

但从社会学方面看，作家、艺术家、学者都会日益清楚地意识到对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式；他们在材料选择、风格、表现形式以及思维和观察的方法上（无论是追随市民类型的趣味和态度，或是与之抵触，都有一种不小的依赖性）都屈从于市民趣味。

因为，他们生活在市民圈子中，受其供养，或者，他们处于由资产阶级类型所掌握的国家文化机构内部。

他们逐渐顺从地认识到：精神和良心绝没有那么强大和自由，他们只得以某种方式（如果悄悄地、下意识地，就会更糟）哑然屈从于供养着他们身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脚下。

于是，更勇敢的人便引出下述结论：公理一：作为精神文化的某一作品的生产者，我欠经济社会的若少，则经济社会欠我所创作出的东西也少。

公理二：由于我不以我的创作生产为生，而我是这一经济社会的成员，所以，我有义务以一种与我的文化活动并行的方式名正言顺地养活自己。

我很清楚，从技术上贯彻这两条“公理”

的方式虽五花八门，但要么还很少有人践行，要么还没有开发出来（在别处，我会再来谈这事的技术方面）。

不过，我知道，这些公理在从事文化活动的青年们心中已火一般燃烧起来，它将炼就他们的意志和力量。

在社会环境尚远不如今天这般有利的时代，盖奥尔格[13]及其圈子最先出示了令人惊讶的伦理典范，它断绝了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如今，我们与盖奥尔格圈子相距甚远，在此不谈论他的艺术）。

当前，在艺术和学术中一系列类似的、由带强烈个人色彩的精神性基本态度联合起来的团体形态已然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思想正在其中悄然生长。

这些团体必然会长期与正式的、官方的、献身于培育资本主义精神文化的机构保持距离（无论它们与从属于这种机构的个人关系有多好），直至这些团体也可以用自己的本质和精神去侵蚀他们。

这种类别的无党派的少数派断然拒绝当今官式文化群氓的支配范畴，拒绝作为“反衬”

而必然从属于官式文化群氓的群众界和新闻界的支配范畴；就真正克服作为文化制度的资本主义而言，只能指望这种少数派，而不可能指望在某些政党和利益团体之形成中发生的一切斗争。

因为，所有这些斗争都被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围浸着，而且，它们相互斗殴越野蛮，就越不可能对它们有所指望！

倘若我们没有弄错，所谓“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进军”

也已开始碰到自己的内在边界。

这场进军不久前还使得袖手旁观者不识时务，他们要带我们去地球的背面，摆出一副“环视”

的样子，似乎那里还有一块尚未被资产者群氓弄脏的干净土地。

巴尔干半岛诸国、土耳其、埃及、伊朗，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等国中的某些阶层今天正竭尽全力去掌握欧洲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去掌握相应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经商方式，因而资本主义机制普遍化看来是近在咫尺了；然而，尽管如此，近些年来这些民族的更为高贵的代表们已知道，这种错误的所谓“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