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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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都市网格与都市想象 从城市到赛博空间从赛博空间到城市（第4页）

（24页）当主角阿弘（Hiro）进入虚拟“元界”

并观察“街道”

时，他“看到建筑和电子标志在黑暗中延伸，消失在那个球体的弧形边缘”

（25页），“市中心相当于十几个曼哈顿，上面点缀着层层叠叠的霓虹灯”

（26页）。

虚拟元界的本质可以提炼成街道、建筑物和电子标志。

因此，阿弘对洛杉矶的描述也是如此：“闪烁的光线环绕勾连，朦胧地蔓延……红红白白的小颗粒在高速公路上跳跃……更远的地方，上百万个明亮的标牌逐渐模糊成一道连续的弧线，在整个盆地蔓延开来。”

（190页）《雪崩》面世三年之后，电影《黑客》

（1995）将赛博空间描绘为一个虚拟的“文本之城”

（图2.1），即由沿印刷电路板常规路线布置的闪闪烁烁的摩天大楼形成的都市景观符号景观。

大量数据就像光脉冲一样，在“楼宇”

之间通过空气发射，从一个“文档”

移向另一个“文档”

。

都市空间的空中景观与计算机集成电路的微芯片形象之间惊69人的相似可以被视为一种转喻。

正如斯科特·布卡特曼（San）指出的，这种相似性“绝非巧合——芯片的设计目的和城市一样，是为便于循环、稳固流量以及最大化利用空间”

（110页）。

或者，就像亚历桑德罗·奥里吉（Allesandri）和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Graham）所指出的那样，可能“城市概念与有关现代状况的思维模式相互深入交织，以至于[一个人]可以简单地以某种理想化的都市隐喻作为解读互联网服务的接口，事实上，这些互联网服务分散在遍布全球的主机上”

（492页）。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苹果E世界、阿尔法世界，到如今“芯片城市”

以及第二世代之类在线社区界面图形化的历史可知，亚历桑德罗·奥里吉和斯蒂芬·格雷厄姆认为，“都市隐喻极具吸引力”

这一想法是正确的。

然而，正如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城市和赛博空间互相融合的这种联系被图像所唤起，并不仅仅是转喻或隐喻。

无论在概念还是物质层面上，这两个空间之间都存在复杂而随着现代性的兴起，网格以及它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如从数学向城市规划）的转换成为了常见的文化技术和逻辑。

这种趋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笛卡尔。

不仅由于他的思想是现代性的哲学序幕，而且也由于他最著名的发明成果——后来被称为笛卡尔坐标系的坐标“网格”

。

尽管网格始终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但在更深更广的概念上，网格是空间、事件和结构等在意识形态层面最终的协调状态，并因而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广义的网格逻辑和技术对于18、19世纪的社会纪律机制尤其关键，这在福柯晚期的“权力技术”

研究中得到了有力验证。

许多这样的机制一直持续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时断时续的复杂关系。

其中的连续性由这类机制的持续性角色定义，而间断性则由其中的变化以及产生的新机制所导致。

用德勒兹的话来说，尤其是那些引起从“规训社会”

（及其体制）逐渐转换到“控制社会”

的新机制。

德勒兹认为，这种转换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信息的数码化引发和实施的。

因此，它可能也会被看作更广泛变换的一部分，即利奥塔所界定的，从由工业革命定义的现代性到由信息技术革命定义的后现代性的转换（《后现代状况》，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