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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控制之城与城邦02（第4页）

想一想众所周知的、即便在西方民主国家也会滥用的监视能力或其他政府权力；更不用提20世纪那些体现警察式国家强权意志的各种恐怖意识形态的危险性了，比如曾杀害数千万人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下的苏联；以及其他规模较小但同样令人恐惧的政权。

长远来看，我们当然也有可能遭遇不值得信任的政府。

在保护的幌子之下，压迫在过去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而且即使是在民主社会，也没有什么特别理由能认定未来不会发生压迫。

民主和城邦（至少在后现代世界，二者无法分离）有时会让我们忘记它们也需要保护和警惕（如果不是监视的话），包括对民主和城邦所设置的监视机构和技术的反监视。

《全民公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恰当的评论。

在电影结束时，卡拉·迪恩和罗伯特·克莱顿·迪恩观看了国会议员萨姆·阿尔伯特的电视采访，在采访中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监视敌人。

我们也开始意识到需要监视那些正在监视敌人的人。”

卡拉·迪恩立刻认识到国会议员的“政府保护我们免受政府管理”

的说法很难解决问题，他问道：“好吧，那谁来监视监视器的监视（who'sgonnamoorsofthemonitors）?”

6.城邦

在最充分且最有效的意义上，都市生活的本质是联系的感觉——在众多异质但又相互交织重叠的共同体中，那属于我们的城市和我们所归属的城市之间的联系。

45然而正如我在本研究中所提出的，归属于一座城市并不等同于归属于它的全部共同体甚至其中任何一个单独共同体；甚至，为确保这种最充分、最有成效的都市生活，一个人必须既属于又不属于他的共同体，这就是我在都市愿景中强调异质化的原因。

我们的都市生活体验以日常经历以及不可同化的差异性为标志，正是这些经历中，存在着都市生活的许多乐趣和挑战。

我在本研究中使用的这个都市愿景的简略术语是城邦，它是由城市社区内部和之间同时存在的连通性和差异所定义的。

尽管雅典社会（以当代眼光看有其不公之处）与我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但下面我将回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城邦，以其为模型讨论我们如何想象21世纪的后现代城邦，以便解释本书为什么用“城邦”

这个术语。

46我对作为都市空间、社会（政体）和生活方式的城邦这个术语的理解和使用与古希腊人类似。

正如历史学家H.D.F.吉托（H.D.F.Kitto）所言，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曾经是一个地方，是一个既是国家也是人民的政治体系，还是“人民的整个公共生活，政治、文化、道德（以及）甚至经济”

;它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形成性的东西，训练公民的思想和性格”

（75页）。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将人定义为"政治个体”

——具有政治性的动物，一个城邦的产物，或者用刘易斯·芒福德的翻译来说“属于城邦的动物”

（《历史上的城市》，16—17页）。

对于其公民（必须指出，作为一个类别，它排除了包括妇女、奴隶和外国人等大多数城邦居民），城邦提供理想的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公民的所有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所有能力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所有潜力都获得实现。

47由于需要他们不停地参与公共事务，在某种深层意义上希腊公民的生活就是其公共生活。

这种公共生活优先于私人生活的优势反映在城邦的空间设计中，反映在（通常以熟悉的网格图案）规划的各种空间的大小和排列上。

私人住宅往往都很小、装修简朴，背对狭窄的街道，由一个提供光线、空气和一定程度家庭隐私的内部庭院包围起来。

然而，公共空间——市集（既是集市又是公共论坛）、普尼克斯（Pnyx，集会的地方）、剧院、寺庙、体育馆和体育场——都宽敞且设备齐全，表明它们在城邦生活中的重要性。

当时和现在一样，社会秩序以城市的形式得到记录。

对其公民来说，城邦生活有几项关键特征：参与性、可见性、一致性和公正性。

公民被要求在城邦的每一个重要机构中发挥作用：发生战争时保卫城市，为法庭和大型集会服务，参加大型体育竞赛，参与神圣宗教游行，并在公共节日期间参与悲喜剧的表演和评判。

当然，公民能够广泛参与城邦生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妇女和奴隶的无偿劳动。

但是，芒福德也指出这样的事实，即古希腊文化并不基于现代标准上的物质丰富：“在希腊最鼎盛的时候也没有大量剩余物资：他们所拥有的是剩余时间，也就是闲暇，自由且不受约束。

这种闲暇并不来自如今美国这样的过度物质消费，它被用于交谈、享受性的**、知识性的沉思以及审美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