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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控制之城与城邦02（第7页）

后现代城邦不需要某种总体意义上的“统一”

，或者用共产主义者的说法，不需要“共同体”

。

正如罗莎琳·多伊奇（Rosalysche）在《驱逐：艺术与空间政治》中指出的那样，“在保守的城市话语中构建统一的都市空间形象本身就是通过区分、通过对外形的创造形成的。

对一致性空间的感知不能与对那个空间构成威胁的感觉以及它想要排除在外的东西分开”

（403页）。

因此，例如“当公共空间被表示为有机统一体时……无家可归的人就被视为从外部加以分裂，[所以]无家可归的人成为使社会免于封闭的因素的积极体现”

（多伊奇，403页）。

由此可见，21世纪城邦的目标不应该是统一，而应该是包容性。

这种包容并不会产生全面的公民共识。

也许也不应该这样，因为正如利奥塔对哈贝马斯（也许是近年来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共识倡导者）的反驳，这种共识永远都不可能实现，而且，试图获得共识都可能引起对异议的镇压，从而导致不公正（《后现代状况》，57页）。

异质性政治空间可能永远不会毫无冲突或彻底安全，然而正如简·雅各布斯说的那样，这种空间可能比警察监视所能保障的更加安全，从而带给我们像先前讨论的那种更偏向“城邦”

的而不是“控制”

的类型。

50但是，如果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公民性的——是一个能够对话且相互宽容的空间。

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最充分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和城市权利扩展到所有居民（这与古代城邦的做法相反）。

换句话说，包括获取、承认和代表在内的城市权利，必须是普遍的。

在这种普遍的城市公民身份和权利之外，所有居民在城市运作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重要程度，会在更大意义上带来城市生活的一致性。

然而这些变化并非完全局限于政治领域：还必须通过将物质性公共空间“重新开放”

给不同人口和不同用途来加以促进。

重新开放将涉及重新夺回因私有化而失去的公共空间，并再次承担市政府对城市公立学校、公园、交通和其他公共空间、公共服务的管理和责任。

一个重要的城市需要列斐伏尔所说的“同时性和偶然性并存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交换并非以等价交换、商业和利益方式开展”

（“权力”

，148页）。

成为消费者与成为公民不是一回事。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恢复市集的双重功能，既是公共论坛又是市场——一个进行自由交换的场所，而不仅仅是商业性的交换。

“城市生活就是与陌生人‘在一起’。”

艾瑞斯·马瑞恩·杨（IrisMarionYoung）写道（437页）。

既然我们共同生活，首先就要对交换和他者开放，而不是同化或瓦解他们。

开放中会产生对他者的接受，既包括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个体即外在他者，也包括我们自己复杂和多面身份的内在他者。

因而，21世纪的城邦理想，就是一种对我们的城市和我们自身都起作用的新型大都市理想。

从本章整体论述中可以看出，空间和21世纪城邦的本质与赛博空间密不可分，而且赛博空间也必须得到重新想象和重新创造，成为赛博城邦。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将对公民身份及其权利义务的概念拓展到赛博空间，并在此之上考虑赛博空间如何反过来促进城邦的发展和新的都市公民形式。

创建一个新赛博城邦的计划与之前阐述的许多原则相同。

赛博公民的权利必须具有普遍性，这将需要消除审查制度，并将互联网接入扩展到每一个人，无论其收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