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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城市与公民（第11页）

这样难以辩驳的说法）。

大多数关于共同体的性质和目的的社群主义论据显然都有这些相同的假设。

正如稍后将会看到的，这些共同体理解的政治和伦理后果是相当大的。

然而，首先，我想考虑一下它们的文化方面，并将它们与一个更具有世界性（在目前意义上）的共同体理解进行比较。

我反对这种共同体和身份概念的有效性，以及它们对我们的共同生活具有的价值，这是基于涉及它们的三个主要的关键考虑：它们缺乏准确性（因而缺乏必要性）;它们已经陈旧过时；最后，它们经常（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避免）与某些人权发生冲突，这些人权可能被认为对我们的生产性生存至关重要，而且可能对我们的全球性世界的生存至关重要。

这种本质性的或“基本的”

权利包括生命权（包括不被谋杀、强奸、折磨或奴役的安全权）和自由权（包括自由行动、信仰和宗教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思想和表达自由的权利）、正当程序权（包括人身保护权[habeascorpus]的保护）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最后是政治代表权和政府参与权。

虽然质疑这些权利的绝对和普遍有效性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却很难否认这一事实，即大多数权利被视为基本的（并且不仅在西方社会）权利。

事实上，许多社群主义者也认可这些权利。

个人常常从愿望和认同中获得他们的某些身份，而这些愿望和认同与他们可能属于的任何个体社会（即人种共同体之外）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关系。

例如，一个人可能会把自己定义为一名医生，而当成为一名医生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使一名医生成为一个181或多个共同体里的一员，身份（尤其是以其愿望的形式——“当我长大后，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可能更多地来自职业及其活动，而不是来自一个共同体本身的意义。

这并不是要削弱我们所有人被我们的共同体“灌输”

的程度（我将在近期进一步讨论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相反地暗示我们的身份是由许多力量塑造的，包括与“共同体”

关系不大的内部力量。

此外，讨论中的社群主义主张被当代世界的现实所证实，在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同时是众多的并且往往是高度多样化的“共同体”

的一分子，其规模、范围和凝聚力都各不相同。

在某种程度上，个人所属共同体的数量和类型取决于诸如年龄、教育以及可以被广泛理解为“接入”

的因素，这些因素通过日益增加的出行便利性和速度以及互联网等通信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是，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财富相关联。

值得指出的是，这对共同体的“自我意识”

有时也是偶然的：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有意识的，甚至我们不知道，尽管它们可能以重要的方式影响我们。

这种不可知的联系网络一直是几部有影响力的电影的主题，特别是罗伯特·奥尔特曼（RobertAltman）的《浮世男女》（1993），它追溯了洛杉矶居民之间的联系，最近，迈克尔·哈内克的《未知密码》（2000）和德尔菲恩·格莱兹（DelphineGleize）的《大屠杀》

（2002），都探讨了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或者更狭隘地说，欧洲化的力量。

《大屠杀》是一个由消费产生的错综复杂的跨国关系网的寓言，在这种案例下，讲的是一头公牛的消费。

影片以安达卢西亚的斗牛为开场白，在斗牛场上，年轻的斗牛士和公牛都被戳伤。

斗牛士被送往医院，而同时公牛被送往屠宰场，救护车和载着公牛尸体的卡车在同一条公路的不同车道上并排行驶。

当斗牛士陷入昏迷时，这头公牛的尸体经过了处理，它的各部分被分送到欧洲各地。

在平行的、富有节奏的场面调度中，我们见证了公牛的“消费”

对12个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个体的影响，其中包括通过电视观看斗牛比赛的小女孩温妮（Winnie）、她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大丹犬弗雷德，他们为她买了公牛身上一根骨头；温妮的幼儿园老师和她的老师的母亲，在享用公牛肉和里奥哈葡萄酒，她的肝脏在她死后被移植给了昏睡的斗牛士；一个老妇人为她的标本剥制师儿子买了牛角；一个科学家检查了公牛的眼睛（并在它的半盲性中发现了一种斗牛士灾难性地无法预测其运动的解释）以及他的怀孕的、心烦意乱的妻子。

随着叙述的发展，我们看到人物之间远不只是通过这头公牛联系起来的：它各个部分的轨迹不仅是消费的轨迹，而且是肉欲（以许多形式）、饥饿和欲望的轨迹——这些都是支撑人类行为的强大力量，并把我们与共同体中的其他人相互联系在一起，这些共同体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它们的有限理解。

这些力量在塑造我们的共同体方面的重要性简直使对共同体的社群主义理解（无论是基于民族主义、种族还是宗教）在这个技术先进的全球交流和移民时代变得陈旧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