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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城市与公民02（第9页）

但他也想给让一个教训：他要他道歉，承认是他自己错了。

他希望让在某种意义上承认玛丽的人性，以表示对他的友善。

但是阿玛杜不能向她表示别人的友善；他不能主导他不能控制的事情。

当然，他可以从一开始就直接把他的注意力、他的友善指向玛丽。

例如，他可能会问她需要什么，然后尽他所能地帮助她。

但是，当阿马杜占据道德制高194点，觉得自己很有正义感（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在为他叫好）时，他也让玛丽受到警方的注意，警方将确保她被驱逐出境。

警方的介入提醒他（和我们），法律问题——不只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涉及友善，并且友善有其不愉快的排他性方面，有其不可避免的暴力。

警方对这种情境的处理也提出了其他的问题。

由于他们没有逮捕让，甚至没有带他去审问，他们显然决定，尽管有矛盾的说法，阿马杜，是有礼貌，合乎情理，善于表达，但是，尽管如此，黑人肯定有过错（后来我们得知他被警察殴打，警察还搜查了他家的公寓）。

这个场景也是一个关于意外后果危险的客观教训：当我们试图帮助他人时，我们永远不能绝对确定自己是否会伤害他人。

然而，这部电影并不是对拒绝介入的道歉。

在一些场景中，哈内克向我们表明了不干预、置身事外、认为一些友善的失败与我们无关的后果。

在这部电影中，最严重的、大规模的友善失败就是乔治的照片表明的最近巴尔干战争的那种失败。

科索沃被残害和杀害的穆斯林居民可能会被视为塞尔维亚人残忍的没有友善的受害者，正如德里达所说，“他者和我们一样”

，像南斯拉夫的同胞一样，无论他们的宗教或传统如何，或者就像人类一样。

乔治的屠杀照片也有力地证明了国际社会未能以一种及时的方式进行干预，以及这种政治和道德上的忽视所造成的损失。

“陌生人”

的范畴，即他者（theOther）当然不限于我们在异国他乡可能遇到的来自其他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的人，也不限于我们认为属于我们的地方的这些人：我们的国家、城市和城镇，不管我们可能多么地认为它们是“我们的家”

。

寻求欢迎的陌生人可能会到来，作为一个邻居，我们相信我们会“认识”

他。

然而，即使是在邻里之间，近在咫尺似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特别的紧迫感，我们并不总是进行干预。

一天晚上，正在熨衣服的安妮被大厅下面一个孩子的尖叫打断了。

她停下来，把电视调到静音，留心听了听，但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熨衣服了。

一张求救的便条出现在她的门下，但她无法对它“解码”

，她不能决定这到底是求救还是开玩笑。

她也不确定寄件人的身份。

穿过大厅的女人拒绝看这张便条，但是向安妮保证不是她写的。

安妮怀疑一个十岁的女孩会自己写下“一个无助的孩子”

。

因为不确定她不愿意采取行动。

不久之后，她就静默地站在孩子的墓前。

这一事件引发了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欠那些身份和意图不明或不确定的人什么。

正如汉纳兹所认为的，“信任往往是一个分享观点的问题，即‘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

这种意义社会组织的公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地方和世界的关系”

（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