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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欧洲大陆地区神学家的教育思想（第3页）

历史方面最著名的是12卷的《哥特人的历史》（HistoryoftheGoths），它记述了哥特人自神话传说以来的发展历程，是研究哥特民族的重要史料，可惜留传至今的只有后人改写的简本，历史价值已大为逊色。

神学论著《论灵魂》则记述了基督教思想家对“灵魂是否具有物质性”

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

对于后世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所编纂的《宗教和世俗文献》（InstitutesgDivineandHumanReadings），这本书在西方教育史以及图书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除了著述之外，卡西奥多鲁斯还是当时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积极实践者，他的教育思想和活动对中世纪欧洲教育某些方面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卡西奥多鲁斯重视学校教育，是中世纪欧洲最早将学校教育和修道院制度结合起来的实践者，这一结合对于修道院作为中世纪早期欧洲文化教育中心地位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6世纪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罗马时期的教育体系随着城市衰败而瓦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和学术水平发生极大的倒退。

即使是那些算是有识之士的教士，也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拉丁语法书进行传道的现象。

对此，卡西奥多鲁斯和波伊提乌一样，满怀忧虑，他希望通过重建古罗马时期那种系统的、由国家控制的学校教育制度的途径，来恢复和发扬古典文化传统。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也有助于提高教士的素质，促进对《圣经》的理解和对神学的研究。

为此，他先后向国王和教皇发出呼吁，请求他们的支持和赞助，但每一次都没得到积极的响应。

大约在538年或540年，卡西奥多鲁斯退出政坛，全身心地投入重建学校教育的工作中去。

他先是着手在罗马创办一所基督教学校，在这所学校里，由政府委派的教师负责教学，教学内容是宗教教育与自由学科的训练的结合。

但这一计划因战争的爆发而受挫。

于是他离开了罗马，在意大利南部的维瓦留姆（Vivarium）修道院用自己的家产创办了一所学校。

这样，学校教育与修道院制度便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对此后修道院学校教育的发展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卡西奥多鲁斯本人则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在此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为了给学校教学和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卡西奥多鲁斯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

一方面他四处收集各种文稿，以充实馆藏。

收藏的对象不限于宗教，而涉及文法、历史、地理、音乐、农业等方面。

不仅像卢克莱修、瓦罗、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这样的古典拉丁作家的作品赫然立于书架上，而且荷马、希波克拉底、加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等古希腊作者的文稿也从东方被收集而来，并被译为拉丁文。

[14]此外，他在《神学和世俗文献》一书中还介绍了图书的管理、校对、抄写和修补，并附上了当时神学和世俗学科中优秀著作的书目题解。

这本书在中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欧洲修道院图书馆的必备书。

另一方面卡西奥多鲁斯十分重视图书的抄录工作。

他在维瓦留姆修道院内设置了抄写室，不仅以身作则，亲自执笔，而且对修士的抄写工作做出正式规定。

他十分强调准确性，并要求书籍装订优质和美观。

卡西奥多鲁斯以上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中世纪西欧修道院发展成为重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维瓦留姆修道院图书馆成为其后西欧各修道院图书馆的样板。

在中世纪早期，西欧几乎每一座大修道院都开办了学校和图书馆，这些修道院在城市大学兴起之前，在保存古典文化、普及教育以及进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在知识问题上，卡西奥多鲁斯十分重视包括七艺在内的所有的世俗知识，对于古典文化的挽救和传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6世纪，西欧的古典文化在战乱中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许多古代著作散失和消亡了。

当时的一些基督教教父和教会首领却极力排斥古典文化中的世俗知识，视之为妨碍基督教信仰的洪水猛兽，所以千方百计地限制世俗知识的学习和传播。

卡西奥多鲁斯虽是一名基督教徒，但对世俗知识的态度却相当不同。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最后一批受过古典文化熏陶的罗马人，对古典文化自然而然地有着某种眷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古典文化和世俗知识对基督教信仰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在他的有关教育的著作中，他反复证明了学习研究世俗知识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这些知识不仅有助于对《圣经》的正确理解，而且有助于提高对基督教文学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因此传授和学习世俗知识应是一名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

卡西奥多鲁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古人的学习任务成为我们的学习任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