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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02（第10页）

随着查理曼在814年去世，加洛林“文化复兴”

也随之接近尾声。

文化的衰落，往往是失去相应社会制度支撑的产物，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如此，加洛林“文化复兴”

运动也不例外。

因而可以说，加洛林王朝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导致加洛林“文化复兴”

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

从表面上看，这是新一轮蛮族入侵浪潮和法兰克社会内部利益集团的重组与纷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那些来自北部斯堪的那维亚的海盗、来自西地中海地区的掠夺者和来自东部大草原的游牧人，掀起了一场比五六世纪规模更大、更具有毁灭性的新一轮入侵风暴，这轮入侵浪潮以摧毁修道院为特点，使加洛林帝国的文化学术中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从而使加洛林复兴所赖以建立的组织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丧失，这必然致使加洛林文化衰落。

史载：“853年11月8日诺曼人溯卢瓦尔河而上，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图尔人面前，城市和圣马丁修道院（阿尔克温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此作主持）化为一片灰烬，那全欧洲最丰富的一个档案馆，也许还有图书馆也夷为平地。”

[53]这种现象在9世纪中叶的法兰克社会比比皆是，它对文化的摧毁力是显而易见的。

在外部冲击的同时，法兰克社会内部由于失去了查理曼的伟大人格力量，原来的统一理想不复存在，出于各自对利益不同的关注而出现了政治集团的重组。

这种分裂肇端于817年国王虔诚者路易把帝国分封给自己的三个儿子，而在他死后其三子果然彼此攻伐，并最终通过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将法兰克社会一分为三：法兰克、德尔曼和和伦巴底。

美国学者汤普逊对此时法兰克社会状况做了极为精彩的描述：“虔诚者路易（814—840年）的懦弱、父子间的斗争、弟兄间的战争（结束于843年瓜分帝国的《凡尔登条约》）、男爵们的谋叛作乱……各种事情已变为地方性的了，没有全国性的事情了。”

[54]那种以社会统一为保障的文化复兴从此不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而沦落为地区性的事业；同时，政治、经济利益的重组与纷争，致使统治者无暇顾及文化事业的发展，这必然导致文化走向衰落。

同样是在817年，文化上表现出两个十分明显的衰落标志：一是本尼狄克特的修道院改革提出，将来修道院学校只对僧侣开放，这实际上是对加洛林复兴中教育政策的倒退与反动；二是原宫廷学者西奥达尔夫因涉嫌参与一起阴谋案而被流放异国。

这可以说标志着查理曼时代肩负文化复兴重任的学者群落的终结。

尽管以后有艾因哈德、约翰·斯各特（JohnScott）等学者的努力，但这仅仅是文化发展的惯性使然，文化走向衰落则是大势所趋，是内外因结合下的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

从上面所述也可以看出，在加洛林王朝由盛向衰的转变过程中，817年是典型的标志和转折点，无论是其社会意义还是文化意义都标志着加洛林时代的没落。

如果说外族入侵和法兰克社会内部的利益纷争只是加洛林文化衰落的表层原因，那么其根本因素则在于经济的驱动和由此而来的封建制度的作用。

“第九世纪中的最重要历史事实，是法兰克帝国的瓦解。

瓦解的真正原因是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力量。”

[55]这种力量早在查理曼统治时代就已经潜在地、孕育着：他的统治以大地主阶级为基础，但他所建立的行政机构已逐渐渗入了地主阶级利益的影响，最终导致9世纪大地主阶级成为支配王室的力量，并且查理曼统治时期获得对大地主阶级控制权的一个重要措施便是恩地[56]和采邑地的大量赐予。

这些恩地和采邑地的重要来源便是战争的掠夺。

在这样不断的赐予过程中，地主阶级的势力不断扩大；而随着法兰克社会战争的减少，运用战利品作为纽带的控制手段就自然失去效用。

王室对地主阶级控制力的减弱必然导致地方权力的膨胀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而引发社会内部结构上的动**，最终导致社会解体和文化的衰落。

因此，经济、社会的驱动仍然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文化的盛衰成败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的。

这应成为我们考虑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加洛林“文化复兴”

是在文化荒漠基础上的文明之光的再现，因此在评价其历史影响时，我们必须以其时代背景为起点，把加洛林“文化复兴”

置于西方文化发展史的长时段内加以考察。

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尽可能客观，既不贬低其历史作用，也不高估其历史影响。

它有局限性，也有值得张扬的光辉之处。

但总的来说，加洛林“文化复兴”

仅仅是西方文化断裂后的一个新的开端和起点。

作为开端，它便带上了开端的固有弱点和缺陷，同时也迸发出开端所特有的开创性色彩。

首先，加洛林“文化复兴”

运动是一次缺乏广度和初创性的运动。